《富春山居图》 子明卷局部 乾隆皇帝的题跋

有关画卷来历的叙述与真伪的考证，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足见乾隆皇帝的认真与自信。譬如，乾隆得此卷的第二年（乾隆丙寅年），在画卷上题写了最长的一段题跋：

“乙丑夏，沈德潜进其所为诗、古文稿，几暇批阅，则跋黄子久富春山居图在焉，所记题跋收藏始末甚详。是年冬，偶得黄子久山居图，笔墨苍古，的系真迹，而德潜文中所载沈、文、王、董、邹氏五跋，有董、邹而缺其三，且多孔谔一跋，以为山居与富春自两图也。然爱其溪壑天成，动我吟兴，乃有长言，亦命德潜和之。且询其较富春为何如？德潜之跋以富春山居归安氏为未得所，安氏不知也。越明年，丙寅冬，安氏家中落，将出所藏古人旧迹，求售于人。持富春山居卷并羲之袁生帖、苏轼二赋、韩干画马、米友仁潇湘等图，共若干种，以示傅恒，傅恒曰：是物也，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将安用之？居少间，恒举以告朕。朕谓：或者汝弗识耳，试将以来。剪烛粗观，则居然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也。五跋与德潜文吻合。偶忆董跋与予旧题所谓山居图者同，则命内侍出旧图观之，果同。次日命梁诗正等辨其真伪，乃咸以旧为真，而新为伪。反复详览，始知灯下骇以为更得富春者，乃误也。匪惟予误，沈德潜之嗟咨叹赏，勒文以记者，亦误也。奚啻德潜，高士奇、王鸿绪辈之侈，鉴赏之精，贾直之重，以为豪举者，均误也。富春山居本属一图，向之题山居者，遗富春二字，故虽真而人疑其非是耳。虽然，摹董而即董，肖黄而即黄，盖非近日俗工所能为。且其别种亦有，实出旧人手笔，而古香清韵，堪以继武石渠宝笈者，概以二千金留之，予因之有深警焉。叹盛衰而归梦幻，德潜盖详言之。玩物丧志，又不若不识者之为得矣。而况目迷五色，易眩鲜明。于浏览其尚可也，于出治用人其可乎哉？因一事乃获三益，是不可以无记，爰书之于旧图，而正其名曰富春山居云。  丙寅长至后一日，重华宫御识并书。”

文字中明确表明了乾隆的鉴定态度，即先得到黄公望“山居图”为《富春山居图》真迹，安岐旧藏名为《富春山居图》为赝品。不知乾隆皇帝是出于对“富春山居”极度的喜爱，还是出于固执己见的极度自信。置名臣沈德潜记载真迹有“沈、文、王、董、邹氏五跋”且与子明卷不符而全然不顾。甚至还嘲笑安岐、高士奇、沈德潜、王鸿绪等人的鉴赏能力有待提高，为他们的浪费钱财、消耗精力而叹息。事实上，这段题跋在后人看来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最好例证。笑话他人看不穿，且自信的认为“因一事（《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的发现）乃获三益，是不可以无记”。可真正被嘲笑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只因他是皇帝，大臣们只能附和赞同。吓得梁诗正只能是说“以旧为真，而新为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