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伦造纸 赵胜琛/绘

北齐著名学者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勉学》篇云：“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意思是在没有广征博引掌握充足的证据之前，就不要妄意涂改，历来被校雠学家奉为至理名言。这里所言及的“雌黄”，与“雄黄”相对，学名三硫化二砷，是一种柠檬黄色微透明的矿物质，常被古人用作绘画颜料，比如前不久故宫博物院展出的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就曾用到雌黄。至于为何要用雌黄进行图书校勘，对此北宋学者范正敏的《遁斋闲览》曾有解释：“为其与纸色相类，故可否人文章，谓之‘雌黄’”，因为雌黄的颜色与古书的颜色相近，故常常用来勘误典籍。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古人写书好用黄纸由来已久，如西晋学者荀勖《穆天子传目录》中说：“谨以二尺黄纸写上。”又《晋书·刘卞传》载，刘卞至洛阳入太学读书，“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比及东晋，桓玄甚至下令全部用黄纸代简，曰：“古者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到了唐宋时期，黄纸应用已成为主流，据晚唐冯贽的《云仙杂记》载：“唐贞观中，太宗诏用麻纸写赦，高宗以白纸多虫蛀，尚书省颁下州县，并用黄纸。”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亦云：“嘉祐四年（1059）二月，置馆阁编定书籍官，别用黄纸印写正本，以防蠹败。”至于为何好用黄纸？一方面与古人崇尚黄色有关，在古代阴阳五行的学说中，将五色与五方和五行相配，土居中，故黄色又被称为“地色”。《诗·邶风·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里。”毛传曰：“黄，正色。”因此，黄色又被称为“正色”，被赋予了正统、光明、高贵等意味。另一方面也与古代造纸技术有关，虽然造纸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发明了，但纸张被制造出来常常会面临虫蛀的危险，如何解决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先民在大量的实践中逐渐摸索出用黄檗汁浸染，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情况，并将这种技术命名为“入潢”。对此，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杂说第三十》“染潢及治书法”条有详细的记载：

“凡打纸欲生，生则坚厚，特宜入潢。凡潢纸灭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则年久色暗也。入浸檗熟，即弃滓，直用纯汁，费而无益，檗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

由此可见，至晚在北魏时期入潢技术日趋成熟。纸上书写或印刷有误，不能像简牍那样可以借助相关工具进行刮、削修正，“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唯有“粉涂则字不没”。既然黄纸是书写的主流，粉涂物必然也要为黄色。如此一来，明亮且覆盖力很强的雌黄便自然而然地走进了古人的视线。前引贾思勰《齐民要术》在交代完“染潢及治书法”，紧随其后便是“雌黄治书法”：

“先于青硬石上，水磨雌黄令熟；曝干，更于瓷碗中研令极熟；曝干，又于瓷碗中研令极熟。乃融好胶清，和于铁杵臼中，熟捣。丸如墨丸，阴干。以水研而治书，永不剥落。”

其制作材料及技术可归纳为：先将雌黄矿粉末放置于坚硬的青石上，加水反复研磨；待其干燥后，置于器皿中再次研磨使其粒度变细、变匀；如此重复几次之后，再将动植物胶、蛋清和雌黄粉末混合搅匀倒入铁臼中，用铁杵反复锤捣；之后将其加工成墨丸形状并阴干。使用的时候只需加水研磨、分散，涂改书写或印刷错误有“永不剥落”的效果。这种制作技术与传统制胶工艺密切相关，与传统制墨工艺很相似。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这种雌黄灭误法不仅永不脱落，而且还简单便捷，涂抹一次就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云：“唯雌黄一漫则灭，仍久而不脱。古人谓之‘铅黄’，盖用之有素也。”因此，雌黄治书法甫一问世，就得到学者们积极响应。比如前引《颜氏家训》就有“以雌黄改‘宵’为‘肎’”的记载，宋代著名藏书家王钦臣在《王氏谈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雌黄为墨，校书甚良”。而出土实物亦直接证实了这一点，比如1990年考古学家在甘肃敦煌17号洞发现的隋人抄本《文选·运命论》残卷，共400余字，其中有7处据专家考证是用雌黄涂改。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校勘典籍的时候，使用雌黄治书法，是直接在底本上进行修改，故底本的原始面貌将受到破坏，无法使读者获知底本的原貌。也正因为如此，对校勘者的学识要求就不得不高。所以颜之推才会发出如此感慨“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

那么如何具体使用雌黄进行图书勘误呢？对此，南宋学者陈骥《南宋馆阁录》卷三为我们提供了相关信息：

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圈之；少者，于字侧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

在这里，陈骥对校勘工作中遇到的讹、衍、脱、倒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遇到讹字，用雌黄把它涂抹，遇到衍字，用雌黄把它圈起来，遇到脱字，就在旁边进行添加，如果脱字旁边空间太小就写在书页的天头地脚空白处，用朱笔圈识出来。遇到两字颠倒的情况，就要在中间写上一个“乙”字。这条文献记载不仅规定了勘误的格式，也规定了校书工作的准则，此后被长期沿用，对当时的文人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九：“近世诸公，多作考异、证误、纠谬等书，以雌黄前辈”，奠定了古代图书校勘的基石。

北宋以后造纸技术进一步改良，人们用漂白麻纤维来制纸，抄出来的生纸光滑莹白，耐久性好，受到许多士大夫的喜爱，如王安石、苏轼等人。自此以后，除了佛经仍用黄纸刻印，及皇家馆阁藏书偶用黄纸书写之外，一般人钞刻书写皆用白纸，黄纸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此时，倘若再用雌黄勘误就会显得不伦不类，沦为笑柄了。《宋景文公笔记》便指出了“今人用白纸，而好事者多用雌黄灭误，殊不相类”。

曾经风靡一时的雌黄，从校勘的工具逐渐演变成辨正讹谬之义，比如宋代学者严有翼，写了一本书，命名为《艺苑雌黄》（已佚），对此，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〇解释为：“大抵辨正讹谬，故曰‘雌黄’”。至于更晚的清人笔下，雌黄已是乱发议论、乱作批评的代名词了，“只身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子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赵翼《论诗》）。此时的“雌黄”已与颜之推时代的“雌黄”，相去甚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