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断南飞雁》，江成之

《香风有邻》，江成之

孙慰祖（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上海书协副主席）：

我跟江老实际上接触不多，但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内心十分崇敬的一位老辈。

先接着江宏兄的话题讲，传统与创新这个命题。近几十年来在艺术领域中很热门。创新的口号，有一段时间在我们书法理论界也非常时髦，甚至出现一种声音，就是“传统成为一种负担”。古代没有创新这个概念，看看书法史上的那些代表人物，所谓个人风格怎么来的？第一个就是学古人，第二，随着自己的个性逐渐形成一些特点。它是取法传统基础上，与自已的性格、生活境遇、创作情景相融入后，慢慢生发出来的。无论书法、绘画、篆刻领域，实际上都是这个道理。现在大多数艺术界同道形成了共识，艺术有它的规律，不是我明天开始创新，然后自已贴上一个新标签那样简单。但是我们一段时间里却陷入了一个思考的误区。所以我很同意刚才江宏兄讲的意见，第一我们尊重传统，第二正确认识创新。我认为在前人的基点上，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就是创新，不是离开前人越远就就越伟大，相反，倒很可能越危险，只是自已不自知而已，但历史老人会看得很明白。也不是我想要创新就真成了创新，不是推倒传统重来。我们说的传统是经过历史沉淀、筛选的经典，你怎能蔑视、推倒呢？最近几十年来艺术领域里倒是看到过不少标榜创新，结果走向怪异、畸形的现象，最后自己觉得走不通，又回来了。是不是这样？尽管还有些杂音在，但是我想这些东西恐怕走不远。

因此，我对江先生的敬重之处首先因为他恪守着这样一条道路：学古，不激不厉，宁静致远，几十年走着这样一条老老实实、扎扎实实的道路，同时又自然融入自己的情性。我们把江成之先生的作品放在浙派印人的风格序列里面，仍然有所不同，这就是 “走出一小步”。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艺术史上的经典，大多如此。这样一种艺术理念对我们当前的艺术领域来说，特别具有精神价值，还不光是他的艺术风格的价值问题。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感想。

第二个感想，是怎么看浙派刻的历史地位。清中期以后的篆刻史，不容否认，时空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就是浙派。浙派名义上是个地域概念，实际上到晚请民国，它的风格和技法往北至少辐射到山东，往南边流播到岭南，其实不存在盛衰问题，而是不断演化、更新的问题。另一个邓石如派也一样，学邓石如的，到再传弟子吴让之就不大一样。吴让之再后边，吴昌硕、黄牧甫、赵之谦，这三位都学过邓石如，也学过浙派，结果更不一样。我们怎么看传承和异变的关系和价值？一种就是江宏兄讲的，以传承为主；一种是成熟以后又有较大的异变。这个异变是不是传承？传承为主有没有价值？

当代艺术圈有一种有害的观念，就是嘲弄雅致和工秀，以为不再是“风格”，只有雄奇、粗犷才是风格。工秀和雄奇本来是艺术审美两大风格体系，这个本来没有问题，艺本史上一直存在，符合人们的不同审美需要。个人审美倾向也会转换。不能说你喜欢雄奇的，然后就把工秀的贬为守旧的。审美需求多元，创作拥有自由，探索应当鼓励。要警惕的是某种战略陷阱的设置——让人们认为工稳雅致不再是艺术，不再是个性。只有某种设定的模式才是风格，才是创新。我窥测这种陷阱的用意在于：跟在你们后面排队，走传统道路，哪年哪月才能出头？不如另挖一个窗口，自己排在第一，自我打造经典。这是没有进去，就已经出来。可是不幸在于历史经典不是当世决定的，而是回头看的结果。

再联系到江老的个人性格，刚才江宏兄讲他一直在江老师跟前。这是“在内观之”。我们呢，是“在外观之”。上海印坛的民国老人中，江先生的个性是内敛的。我跟江老第一次接触是在1988年上海举办首届全国篆刻大奖赛的评审工作中，我作为年轻的评委，更注意观察当时几位老辈印家叶露渊、高式熊、方去疾、江成之的评判眼光和表态方式。给我留下清晰的印象是，江老始终以非常平和的方式表达意见，表现出儒雅、文静、敦厚的风范。后来，又有多次在西泠印社的社庆活动中与他相见。集体用餐时他多是和随侍在侧的三两弟子静处一隅，不随人热。我想，这和他创作上不趋时风的性格也是相通的。他沉浸到个人的艺术世界里面，其他的东西在于他似乎是无可无不可的。在江老的追悼会上我才知道他早年的求学履历，感触很深。我想，他的处世性格、修养又和他的良好的教育背景是相表里的。同时，他的性格和处世态度也影响了他的弟子。这是我第三点感想。

最后我想说的是江成之先生对印坛的贡献。这个话题在今天肯定讲不透，我只提出两方面。首先当然是他本人的艺术成就。以我的认识，作为跨越现、当代印坛大格局的一位印家，在浙宗前辈先后凋零的背景下，他的创作对浙派篆刻风格的继承和发展所起到的标杆作用。江老的创作，成熟很早，一生的艺术作品始终保持在高水平的坐标上，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也是他始终如一的严谨的艺术态度的体现。他充分运用和发扬浙派篆刻技法语言的优势，在现当代中国印坛纷繁的风格谱系中占住了兀然独立的地位，也为海上篆刻风格多元化格局的构成作出了个人的贡献。要谈江老深厚的艺术功力，我们不妨回看“文革”时期集体创作的《新印谱》。说实话，其中很多作品都已淡出我的记忆。当然这里面存在一个特殊时代人为制造的困境，就是简化字刻印，这本身是违背篆刻艺术规律的，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但是，就在这样苛刻的前置条件下，江成之先生，还有叶露渊、单孝天、方去疾先生等几位老前辈的作品，仍然表现出作为篆刻的本质特性和出色的变通智慧，到今天看来仍然经得住检验。

今天活跃在海上印坛的中坚力量，首先要归功于近代上海历史大文脉的滋养，同时也赖有火种代代相承的接力人。和其他几位民国印坛的老辈一样，江老在十年动乱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下，以应变的名义组织工人刻印小组，悉心栽培篆刻新人。和我的几位老师一样，在那一特殊的时期，谈不上任何个人功利心，只有对艺术的虔诚和对青年爱好者的热情付出。当年江老指导的上钢三厂刻印小组，曾经是上世纪70年代海上印人中颇有声誉的一个群体。当年扶育的年轻人，今天已经成为在上海印坛乃至全国印坛卓有影响的名家，也是当代上海篆刻有代表性的风格群体之一。江老对于篆刻艺术的承上启下之功，更是不朽的贡献，值得我们海上印人深深地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