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水》，江成之

《双持轩》，江成之

张遴骏（篆刻家、江成之弟子）：

我是1971年10月进上钢三厂的，进厂不久，参加了厂工会美工组的活动，先是学美术，画素描速写，又是学书法，大饭厅外有个诗画廊，经常陈列职工的书画作品。也是在这时，读到以样板戏唱词创作的《新印谱》，见到了江先生的印章，当时未署名，但只觉得那几方浙派的作品与众不同，特别精彩，虽不知是谁所刻，但心向往之。

后来，厂工会美工组的杜家勤老师组织工人刻印组，缘此认识了江成之先生，这才知道这些心向往之的印章就是江先生的作品。江先生话不多，那时刻印小组就从创作开始，内容有革命歌曲唱词、法家人名等，记得第一套就是《我为革命多炼钢》，还在朵云轩（当时叫东方红书画社）展出过。这些作品都是用简化字刻的，刻印组每周活动一次，布置任务，修改印稿，有时我写好印稿来不及等到下一次活动，就跑到江先生的办公室去请他改，有时一天会跑几次。一定要到印稿完善了再动刀，刻完了给老师看，有时问题多会重刻，有时他会动刀改一下，有时还会稍微磨一下再改。一段时间后老师见我们有两三人比较专注学篆刻，就约我们星期天到他家去，悄悄拿些原拓印谱给我们看，有的还允许我们借回去钩摹。在艺术上，老师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稍不满意就要重刻。他还不让我们学浙派，更不要学他的风格，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上钢三厂工人篆刻组的名声在上海渐渐响了起来，参加了不少展览和活动。方去疾先生在编《新印谱》第三辑时，就把上钢三厂工人篆刻组的四五位成员吸收了进去。

说到上钢三厂工人篆刻组，其实在“文革”前就成立了，江先生是1959年进上钢三厂的，进厂不久，厂工会美工组的杜家勤老师就了解了他的篆刻特长，在厂里组织了篆刻组，请他指导。上世纪60年代初，篆刻组创作的一套毛泽东词《忆秦娥·娄山关》就被精心装裱，作为上海工人代表团的礼物远渡重洋送给日本有关方面。“文革”初期，因运动篆刻组的活动停顿，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又恢复活动，也正是我进厂后的一段时期，因此，篆刻组的两段时期，第一段我没有参加，第二段我全程参与。每次专题创作，江先生也有作品参加，其余大多经他指导修改。直到“文革”结束后，篆刻组的活动仍然坚持，书法杂志试刊号上，有篆刻组一组坚持毛主席遗志的印章，正式出版后的第二期，有一组新国歌的组印，都是我们刻的。上钢三厂工会还为江先生举办了个人篆刻展，尽管布置陈列相当简陋，但在当时还是受到职工的热捧。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江先生、杜家勤相继退休，篆刻组集体创作的活动渐渐少了，但作为个人创作还是坚持着。后来，上钢三厂每年举办职工艺术节，有职工书画展，每次都有篆刻作品展出。厂工会也举办过篆刻学习班，江先生也曾来辅导。

经过江先生的培养，篆刻组不少成员取得了成绩。当然随着世博动迁和企业改制，上钢三厂作为生产企业已不复存在，当年的成员也星散各处，不少已退休。但据我所知，现在还在动刀的至少有四五位，还经常一起切磋。其中，加入西泠印社的有我和李文骏，还有徐国富后来虽离开了上钢三厂，但他当时也是篆刻组的骨干。一家工厂出了四位西泠印社社员，恐怕在社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再如濮茅左当年也是篆刻组成员，后来到上海博物馆，成为古文字的专家。成员中有加入中国书协和上海书协的，也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或从事其他领域工作的，但不论是谁，对篆刻组的这段经历，都是非常留恋和难忘的。

江先生对于我个人，更是有厚恩的，他手把手教我学篆刻，迁居后又把浦东的住房留给了我。《江成之印集》《履庵藏印选》《履庵印稿》编成后，又嘱我作序。先生晚年由于身体原因很少刻印了，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弟子们的成长，每次带了印稿去请教，先生总是认真地审视，提出不足，虽然是简短的几句话甚或几个字，却总是点中要害，有时还会让你去翻哪部印谱参考哪位印家的哪方作品，让人惊异于他的思路敏捷。2001年，我受上海书画出版社之约，编辑《吴朴堂印举》。我知道先生与吴朴堂为同门，过从甚密，吴朴堂经常以近作印蜕相赠，日积月累有300多方，先生贴成了一本册页。一次探视先生时，我流露出想借此册页去扫描，先生当时未表态，讲完此话我就很后悔，此时先生已卧于病榻，很少下床，不该再打扰老人家。几天后，先生又住院了，但出院后没几天，先生让师母打电话给我，说册页已找出来了，让我去拿。捧着这本册页，我不禁感慨万分，先生对后辈的期许和厚爱尽在不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