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历代木构殿堂外观演变图，1930年代。梁思成家属供图。

记者：在1920年代之前，中国已经有历史悠久的寺庙、园林、民居等建筑类型，现代建筑的出现满足了当时社会的哪些需求？它和这些传统建筑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童明：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之前对于“现代性”的解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地这么来讲：传统的建筑应对的是传统社会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而现代建筑要适应当下的时代变革和发展。每一个时代的建筑，它都是现代的，应对于它们的彼时彼刻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在工作中进行了大量的这种探讨。像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对于中国传统建筑注入了很多研究和思考，但他们的观点绝非因循守旧，他们实际上一生都是极力地提倡现代建筑，包括像林徽因的第一篇文章是讨论住宅的，所关怀的这个问题是建筑如何适应于当前社会的发展，以及满足普通百姓的居住需求。而像梁思成，他在1946年创立清华大学后，他极力想引入或者建立一个现代的教学体系，传授现代建筑的观念。

记者：之前王澍关于梁思成的一些言论曾经引发争议，最终探讨的根本似乎在于，究竟怎样的传统建筑值得被保护、是否只有“重要”的建筑值得保留，对于传统建筑在当下语境中的处境，您怎么看？
童明：我觉得这个不能断章取义，因为他是在一个特定的语言背景下说的。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各有道理。从王澍的视野来看，梁思成林徽因他们所做的传统建筑保护工作，更多的是集中在一些宫殿建筑、寺庙建筑，忽略了住宅，忽略了普通老百姓、整体社会的建筑环境和建筑方式，这是研究的一个局限性。第二，他当时的一些观点指向于偏保守的态度，就是说对于历史建筑的研究，可能会带来一种因循守旧，比如南京博物院的设计项目，梁思成担任主要的策划者和协调者，最后所选择的方案是相对保守的，以辽代的“大屋顶”风格来进行建造，这引导了后来的“大屋顶”复古风潮。这种潮流或者这种趋向实际上抑制了现代建筑真正发展的动机和因素。因此这个从王朔的这个视角来讲，这是负面的。这也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个状况：一旦讲到现代或者新的建筑，那全是西方的国外的，一旦讲到中国的，那绝对都是“大屋顶”、宋辽的这种建筑，我们自己的呢？我们当代人所拥有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变得很空白。我觉得这是王澍当时的一个立足点。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正去阅读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一些观点的话，我觉得他们并没有这么保守。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差异，在他们的那个年代，首要的任务是一种使命，就是说我们讲的一种“觉醒”：当你看到了外部的世界这么热闹，这么辉煌的时候，我们自己是怎样的？这个很显然成为一个时代性的使命，他们为此做出了毕生的奉献。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对立的，只是在不同的时代、线索轨道上面，所曾发生的一些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