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吴历1677年创作《凤阿山房图》，上有王翚的题跋：“墨井道人与余同学同庚又复同里，自其遁迹高隐以来，余亦奔走四方，分北者久之，然每见其墨妙，出宋入元，登峰造极，往往服膺不失。此图为大年先生作，越今已二十余年，尤能脱去平时畦径，如对高人逸士，冲和幽淡，首貌皆清，当与元镇（倪瓒）之`狮林’、石田（沈周）之`奚川’并垂天壤矣。余欲继作，恐难步尘。奈何！奈何？癸未（1703年）嘉平，耕烟散人王翚”。“癸末”为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两人都已年过古稀了。

王翚题跋中的“遁迹高隐”，既不是陶渊明式的归隐田园生活，也不是像某些失意文人那样隐迹山林、与世隔绝，而是加人了天主教，奔走于城市乡村之间，以济世救人为己任，像苦行僧般的生活。有意思的是，回望吴历与王翚的人生旅程可以发现，两人为同一年出生、是同学，又是同乡，都擅长山水画，据方豪《中国天仁教史人物传》考证，不但吴历从小受大主教领洗，王翚也从小领洗。在去北京以前，吴历和王翚走着相似的人生道路，为何从北京回来之后却出现如此歧异呢？

为了纪念第二次南巡盛典，康熙皇帝玄烨亲自下诏，决定以宏大的绘画叙事方法记载此行经过，具体由内务府曹荃负责监画。主持绘事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宋骏业，于是便推荐自己从画的老师王翚担纲，他以布衣应诏供奉内廷，1691年开始绘制《康熙南巡图》，三年后完成，受康熙皇帝褒奖御赐“山水清晖’四字，因而又号“清晖老人”，走上人生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