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作为中国本土生长的一种艺术形式，历史源远流长，绵延至今。自20世纪以来，在与全球化的艺术交流与互动中，水墨艺术发生着自身逻辑的巨大演化与推进。在水墨的理解和认识上，那些来自国际的其他艺术类型都成为水墨的比较对象，也成为反观自身的镜像。

水墨的生命力在于艺术家群体的自我反思和孜孜不息的探索实践。我们无法想象一种千年以上的艺术形式，如果不在当代进行深刻而全面的反省，它如何焕发出新的生命、如何在今天如此丰富的艺术生态里凸显其特殊的艺术魅力。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历经多元文化的冲击、国运跌宕、战争以及社会政治运动，而其中针对中国水墨艺术的讨论、争论不绝于耳，经常是这样的争辩让中国人心潮澎湃，各种观点和立场针锋相对。如果说二十世纪的全球艺术是一个大变动大转化大发展的时代，那么关于中国水墨的讨论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关于一种特定艺术媒介的讨论，也就是这个中国的水墨了。

在中国对它的讨论，不仅来自于艺术家群体，还来自于中国早期的政治家们，如晚清倡导改良的康有为，民国初年倡导新学的陈独秀等等，而民国早期留学欧洲的徐悲鸿等也提出改良中国画的问题，到了1950年代有“新国画运动”，到了80年代有“中国画穷途末路”之争，到了90年代有关于水墨绘画是否以笔墨为根本的争论，到了21世纪是关于“新水墨”的讨论。对于它的世纪之辩，足可以是历史的奇观。

那么，对于不了解这些背景的国际观众，可能今天看到的仅仅是这些世纪之争的结果，或看到的是它对中国水墨影响的一个侧面。那么，我们今天需要说的是什么呢？历经百年的陶冶和筋骨磨砺以及我们自身对这种水墨艺术的重新认识，结论是它凤凰涅槃了。

其根源在于东方这片土地上，有一批真正的体悟自身、栖息在芸芸众生中、刻骨铭心地视水墨为生命本源的人们在坚守着水墨的文化底蕴、水墨与个体价值的关联、水墨与人性不相分割的基因关系，最主要是在中国有一批不在主流的意识体系之内的人没有放弃他们身为中国人的那种生命坚强意志驱动他们为水墨的生命力焕发走下去做下去。

在这里，我们想证明的是，不是水墨作为艺术语言形式，它有其笔法、章法、画论支撑，也不说它有新的艺术理论资源来打破它的媒介限制，也不谈它大量吸收了现代艺术的创作手法，而是昌明它所具有的中国人本价值，即作为自由的价值。如果你还滋养在一种源自漫漫远古时期的信念中，如果你还领受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的古训，如果你没有沉落在强势话语的灌输中，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水墨成为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场域，尺幅之间，包含了天地宏阔的自由。水墨已经不仅仅是一幅作品的含义，它是中国人寄寓情思感悟与个体生命的庇护所；如果说中国人在20世纪遭遇了国难家亡的悲剧、遭遇了文化断裂、思想饱受冲刷的苦涩，那么水墨就成了一批中国人寻求个体自由的最后领地。这里的自由是不苟合于思想禁锢的自由，是不媚俗于陈规陋习、僵化顽固的自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自由，是悲悯天地苍生的自由，是化解心头郁结的自由，是不悖逆自然大道法则的自由，是通达普世人性价值的自由。

自由，总是与羁绊伴随。正因为如此，才有了20世纪的旷久争论，才有了不苟合于趋魅世俗的真水墨。自由的水墨绝非是天恩赐予的，它只能是苦难中磨炼下来的。水墨之自由全在于人性不曾泯灭，全在于心灵的自由，全在于对时代隐秘的洞察。如果自由是人的自然属性，是人之为人的自然需求，那么，水墨作为艺术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提供了艺术家进入自由空间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也要说到水墨艺术具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创作群体，由于其笔墨纸砚工具简单，从事水墨绘画创作的人数之多，史无前例，汇流成浩浩荡荡的奇观，但这些依然不足以说明水墨的自由，因为真正自由的水墨必是终生历练的事情，不仅出神入化、得心应手，而且是品格高雅、道境至上的水墨。我们诉求的自由的水墨是为了生命价值的自由，不是消遣的水墨，而是与之悲喜同在的水墨，是俯仰天地、与命运呼吸的水墨。

如果我们理解了20世纪对于中国的含义，那么我们就更加深切理解水墨对于中国的意义和丰富的潜台词。我们这里倡导的自由的水墨必将是未来历史的水墨，而不是在现世中名利场里的那些浮光掠影的水墨——是那些水墨坏了水墨的真实价值和生命意义。生命需要在沉静中积孕不可遏制的生命力，让生命之轻不再沉重。

在21世纪的艺术流变中，我们回望东方，瞭望世界，水墨不再孤立，不再被诅咒束缚，它开始日渐凸显内蕴的意义——自由的生命才是价值，而生命之自由才能创造自由的水墨，维系着水墨艺术的生命根基。

2018年4月11日于中央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