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文远楼,上世纪50年代受现代主义影响设计建造的包豪斯建筑,以大面积的玻璃窗显示无承重墙的框架结构。
包豪斯的分析性规则导致了这样一种装置,其在抽象层面上拒斥所有对建筑语境的指涉,并有助于说明所论的展览方式背后的理念。
为使“非铁质的金属”得以呈现,格罗皮乌斯和施密特在1934年把管状金属结构的自足性和视觉范围结合在了一起,还有拜尔在1924—1936年期间为各种展览做的设计也是如此,它们都排除了墙体先在的限制,提出了视觉概念对作品的优先性。
与此同时,针对标准化的、精确的装置要素的技术得到了发展,这些要素能完全独立于或摆脱它们的环境而发挥作用。莫霍利·纳吉在1928年勾勒了这一过程的形式原则:
可移动的墙,图解着我们时代的需求;彩色的转盘;照明设备;标记;反射境;无所不在的透明装置,光线,运动,这一切都是吸引公众所需的。
所有的东西都应以这种方式被呈现,甚至最迟钝的人也会因此而参与其中。
而且,这里还是时髦物什的盛会:大型赛璐珞镶板、栅栏装饰、娇奢的小玩意儿、大小不一的金属屏、透明招贴、悬挂的字幅,一派光鲜亮丽。
从建筑语境中“抽象”出装置的结果在于强调墙体的自治意义。因而,如果巴拉、普尼、利西茨基寻求把墙面延伸到艺术品,那么,附加的态度就是声称墙不适于艺术的用途,这倒提升了墙面本身的审美属性。
1929年4月康定斯基发表了一篇理论文章,赞扬作为艺术基本要素的“裸墙”:
裸墙……!理想之墙,上面空无一物,不支撑什么,不悬挂什么,什么也看不到!自我中心之墙,“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而存在,它只肯定自己。朴素之墙,浪漫之墙。我深爱着它……那些能真正被裸墙所感动的人,那些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人,将能以最恰当的方式去真正体验绘画作品。这两维的墙,光滑、直挺、匀称、沉默、崇高,只肯定自身,与自身关涉;它限定着外部世界,并向外部世界辐射。它是最基本的“要素”。
康定斯基对于墙体的“艺术”功能的这一准确的认识,从现代主义博物馆学的历史角度来看是中肯的。从20年代开始,纯粹主义的准则就成为现当代展厅的原型的策源地。“如今的展出环境只能是理想的‘白色立方体’”。
裸墙的组合,其炫目的视觉冲击甚至在艺术品之上,这使得它能平息所有对艺术的多余责难。“理想的”画廊就像无菌容器一般,充满着视觉棉球,在那里,观赏者和收集者可以把艺术品想像为未受玷污的纯洁之物,因此可以任由他们按自己的意愿处置。
在此,这种空间特色构成了“展示”的国际语言:
结构画廊的法则可以像修建中世纪教堂一样的严格。外部世界没有必要进入,窗户紧闭,墙刷得惨白,天花板成了光源,木地板打磨得如此光亮,以至于你行走在上面就像是走进了病房,或是铺上地毯,你走过去毫无声息,脚步轻盈,而眼睛在墙上[原文如此]。
艺术自由了,像人们常常说的那样,“按它原本的样子呈现”。在那里,孤立的小桌也许是展厅中惟一的家具。在这种语境中,静止的烟灰缸也会成为圣物,就如同现代展馆中的消防栓不再是消防栓,而是一个有着多义的美学产品一样。现代主义的鉴赏力从生活向形式价值的转换完成了,当然这也是现代主义致命的缺陷之一。
不止如此,裸墙上的艺术品同时成了等候顾主的迷失物。除非启动画廊和展馆的机器齿轮,否则它们将使艺术品置于迷狂的无目的追寻之中。
对中性的、无阻隔的空间——艺术品在其中四处漂浮,完全否定了物理的属性——的这种偏好创造了装置的各个方面,创造了静默的和语境的去物质化时代。这种空间的形而上意蕴是无限的和多重的,却不允许任何心智上的嘈杂或滋扰。
超现实主义者是对“抽象”装置机制的简约主义和极少主义持反对意见的少数人之一。对他们来说,冥想状态总伴随着混乱和迷恋、梦魇和幻觉一起出现。他们沉浸于震耳欲聋的爱欲狂潮中,沉浸于触觉、内脏、肌体之中。
他们不能接受无肉身的或非感觉的环境。超现实主义的展览不是太虚漫步,而是一次无意识本能的漫漫征程。他们鼓励想像和感觉经验,并赋予外部世界的介入以价值,不论这种介入是不是采取肮脏、错误、性、无序、偶然、恶心、恐惧、倒错的形式,换句话说,一切能唤起身心颤栗的东西。
这一点可以解释他们对背景中的静默无声的墙的敌意,因为这会抑制眼睛和观者的积极介入。超现实主义者更喜欢玷污或撕扯暴力,而不喜欢默观白墙上的长方形的狂喜;他们更喜欢阴影而不是光亮。
因此,在他们的展览中,如从1938到1947年,包围着观众的空间到处充满着律动感。他们的环境中悬浮着异香,涌动着暧昧的液体气味,还有诱人的迷宫式走廊,多方位地刺激着触觉、味觉、性欲和视觉。
超现实主义时代的装置可以看做感官的宇宙学,在那里,墙体必须能承受艺术家与观众之间与日俱增的相互影响,上面布满色情的孔洞和感官装置,以刺激观众的占有欲和狂喜。
1938年马塞尔?杜尚在巴黎古风画廊协助组织的超现实主义国际大展为创造这样的空间提供了机会,在那里,身体的重量——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支配了整个的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