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 文同 墨竹图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 文同 墨竹图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同（1018—1079），字与可，梓州永泰（今四川盐亭东）人。《宋史·文同传》记载：“元丰初，知湖州。明年，至陈州宛丘驿，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苏轼在《文与可筼筜谷偃竹记》中云：“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殁于陈州。”说明文同在赴任湖州途中去世，并没有到过湖州，但依旧例而被称“文湖州”。苏轼曾说：“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又说明文同本人并没有自命“湖州竹派”。但苏轼与文同是表兄弟，感情非常亲密，而且自谓“吾为墨竹，尽得与可之法”（见邓椿《画继》卷三）；在元丰二年（1079）文同“知湖州”途中去世，苏轼即接任湖州知州事；又苏轼《次韵子由题憩寂图后》云：“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所以关于“湖州竹派”的命名出于苏轼，应该是比较合理和可信的。明代莲儒曾撰《湖州竹派》一卷，列叙文同以下画竹者二十五人，近代有人以之判定“湖州竹派”一词出自明代莲儒，并非允当。

所谓文同“湖州竹派”，有其独特的技与道的内涵，并非是一个可以泛化的概念，决不是历史上所有用墨画的竹子都能归纳为“湖州竹派”的，文同之前如此，文同之后亦如此。“墨竹”这种表现手法并非文同“原创”，但为什么在历史上，文同会被一致公认地推崇为“墨竹”绘画鼻祖呢？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文同“吾乃者学道未至，意有所不适而无所遣之，故一发于墨竹”的文化精神。宋代葛胜仲在《丹阳集》卷十三就说：“造物亭毒之妙，此君能发之；此君生植之妙，与可墨君能发之；与可墨君之妙，东坡诗文能发之。”，近人陈师曾也说：“至文湖州竹派，开元明之法门，当时东坡识其妙趣。”，无论苏轼是出于什么原因推崇文同和“湖州竹派”，客观上讲，“文同的竹，苏轼的文”是“湖州竹派”的本质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