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翀《秋林远岫》轴，纸本设色，84厘米×50.3厘米

钱载《秀石丛竹图》轴，纸本水墨，87厘米×35厘米，1789年

蒋溥《虎丘山图》卷（局部），纸本设色，10.4厘米×75.5厘米，1751-1756年

本书提出了“乾隆十词臣”这样一个画家群体，他们是邹一桂、张鹏翀、董邦达、励宗万、蒋溥、钱载、张若霭、钱维城、张若澄和董诰。十人均由进士入翰林，官阶正三品或以上，是乾隆皇帝的高级侍从近臣。其中邹一桂和钱载擅画花鸟竹石，张鹏翀、董邦达、励宗万和张若澄长于山水，其余四人二者兼能，且都有画作被收入《石渠宝笈》。乾隆时期，南宗技法已然教科书化，看起来，诸位词臣画家似乎再没有发挥的余地，主流美术史也几乎都一边倒地认为他们是在巨匠的阴影下袭人故智。但事实并非如此。对经典的承继从来都不是发扬个性的阻滞，每个人独具巧思的笔墨推演都值得美术史为之一书。例如董邦达和励宗万，两人把王原祁复杂的干笔皴擦技法发挥到了极致，励宗万《仿吴镇夏木垂荫》卷更呈现出几近素描的效果，综观整个画面，似有光束从右侧打来，不知画家是否见过西洋炭笔画，因而受到了启发？至少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钱维城山水受艺于董邦达，但《庚辰夏仿一峰老人山水》卷以干湿并用、自然流畅的简笔重塑大痴，画境返璞归真，仿佛元人。董诰所取更是其父的反向，他喜用湿笔表现丘壑，《画山水》册比之麓台更为秀润。张若澄《林壑幽深》虽学大痴而将披麻皴法与点染结合，营造的山水温和含蓄，使人不禁想起王烟客《为简庵作山水》的贵公子气来。这一时期，由于宫廷对实景山水画的重视，词臣画家们对真山水投入更多关注，这种关注超过了十八世纪以前的文人画家。蒋溥《虎邱山》《邓尉山》二卷可以帮助我们观察他们对真山水的再现。当然，这需要我们发挥“观者的本分（the beholder’s share）”，这是我们努力通过绘画去看那些古典画家宣称他们再现的事物，我们逐渐发现了大自然中真正存在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