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秀像       澎湃新闻 蒋立冬绘

对于何以从事黄宾虹研究，王中秀生前说，“其实研究黄宾虹的学者，水平比我高、本事比我大的人多得是，但是有两件事情促成了我深入黄宾虹研究，而这些学者却始终被堵在门外，不得其门而入。第一件事情是，我有机会看到黄宾虹捐赠的全部的东西。第二件事情是，在编黄宾虹文集的时候，借助图书馆，发现了很多美术史论研究者的研究盲区：民国时期的旧报纸。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有待发掘的宝库。这两件事情促成了我研究黄宾虹二十多年——这个过程没有什么计划，而是自然而然、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甚至感觉有点连推带拉。我进上海书画出版社是在1987年，当时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三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见’了黄宾虹。我帮一个同事到浙江博物馆拍黄宾虹的几张画。就是这次机会，我见到了骆坚群女士，那时她管理着黄宾虹纪念室。闲聊中无意提到，能不能够打开黄宾虹捐赠的、没有整理过的东西，让我们编一本全新画册。我知道这个事其实很难，当时的情况很复杂，希望渺茫。此前张仃、赖少其、李可染等前辈已经成立了黄宾虹研究会，他们也想看黄宾虹捐的这些东西。然而，之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合出了一本《黄宾虹画集》，用了浙江博物馆的一些藏品，但是既没有寄样书，也没有付劳务费，而且没有注明出处。浙博方面对此非常不满，就拒绝外人来看这批东西。赖少其和张仃都是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因此多次写了提案，也没有解开这个“结”。作为局外人，我无疑收获了“渔翁”之利。等我从浙江回到上海，就接到浙博方面的电话，说他们愿意提供这批材料，希望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和浙博来整理、出版——事实上也就是由我来整理：我们社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谁发现的选题就归谁来做。随着《黄宾虹画集》《黄宾虹抉微画集》的相继问世，文集的编纂便呼之即出。但是有一个关键问题：黄宾虹捐的手稿数量有多少，搞不清楚，只有个笼统说法是‘整整一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