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题跋：

芾次韵

四十谁云是，三年不制衣。贫知世路险，老觉道心微。已是致身晚，何妨知我稀。欣逢风雅伴，岁晏未言归。

在宋人眼中，苏轼之书法“尚意”，而“妙在法度之外”，如其诗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虽用墨太丰，而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又“如华岳三峰，卓立参昴，虽造物之炉锤，不自知其妙也”。在黄庭坚看来，苏子瞻书法得晋人韵致，非技法之高超，全在于“无俗气”而“韵有余”。这种“韵”得益于深厚的苏门家学，文章学问的涵养，所谓“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其后继者更将这种“尚意”多加阐释，如李之仪提出的“精神为上”，秦观讲求的“不以法度病其精神”，陈师道所言的“妙在心手，不在物也”，但在恪守法度者眼中，苏轼不悟书意，强作横书，不斜则浊，即便是运笔方式，也是“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

苏轼之书为世人所重，除“笔圆而韵胜”外，更在于“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宋代士大夫讲求“胸中道义”和“腹中诗书”，既要胸中磊落，不随俗低昂，又要有忠义之气，临大节而不可夺。宋室南渡后，“元祐学术”逐步解禁，苏轼的气节开始为人所颂，宋孝宗更作《苏文忠公赠太师制》，追赠太师，并赞其“嶤然之节”。在《御制文忠苏轼文集赞并序》又谈到：“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苏氏文章成为一时之风尚，其书更成为争相摹习的楷模，遗墨字迹，万金购藏，更通过刻石、刻帖等方式，广为流布。南宋时代，独守半壁江山，士人关心国是，追怀节义品格，“立身大节，下睨万古，刚毅迈往之气，固宜磅礴八极”皆蕴藉在翰墨之间。

元明人看苏轼

蒙元时代，以赵孟頫为代表的一派文人，推崇王羲之、王献之，又强调“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如董其昌所评“赵子昂则矫宋之弊 , 虽己意亦不用矣。”对苏轼并不十分崇尚，赵孟頫在《论宋十一家书》谈到：“东坡书，如老熊当道，百兽畏伏。”苏轼只是众书家之一，而非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