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东坡立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人通过画作互相唱酬，这在西方没有类似的现象

11世纪晚期，一群著名的士大夫开始对绘画产生兴趣。苏轼和黄庭坚是这一时期的诗坛领袖。他们俩也是北宋著名书法家，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只有米芾和稍早时期的蔡襄。这个以苏轼为中心的群体还包括三位著名画家，分别为文同、李公麟和驸马王诜。苏轼在这群人中最为重要，因为他身居高位，而且是保守派领袖之一，反对改革家王安石的政策。苏轼天赋异禀，喜好结交朋友，他的人格也深远影响着他的朋友们，在热衷绘画创作和评论的文人中，他是核心人物。当他因为持保守政见遭贬时，他在逆境中的态度使他成为后人的榜样。就绘画而论，文同、李公麟和米芾的艺术也许比苏轼更胜一筹，然而正是苏轼的声望，使得其他文人迅速接受了文人艺术。

文人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诗歌和书法艺术方面扮演着革新者的角色，也许这正是潜藏在苏轼的士人画定义背后的意识。他注重作品中的“士气”，而不是它的风格主题：这也显示他和朋友们在实践一种新型的绘画。在苏轼看来，画是像诗那样的艺术，应当作为闲暇时的一种自我抒发的方式。当这种态度在北宋著作中出现，就标志着绘画已为文人阶层接受，得到了像诗那样的上流艺术的地位。时至宋代，诗歌已不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仍是文人教育的基本部分。在中国，诗和书法是上流艺术，是文人仕途生涯的资本，也是向朋友们展示才华的手段。像诗一样，文人们也开始通过画作在社交聚会中互相唱酬。这在西方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西方典型的画家最初是工匠或职业艺术家，他们为教会或赞助人的订单工作。到了19世纪，按照自己方式作画的独立画家才出现。因此，自我表现在西方常被冠以浪漫主义术语，艺术家们带着自己的创作材料孤独地奋斗。这与中国宋代完全不同：文人画是作者显露个性的表现形式，但这些作品常常是在朋友们饮酒聚会时创作的。

绘画变为文人文化的一部分后，便与更早发展的诗歌逐渐比肩而行了。文同和苏轼便是第一对著名的艺术挚友。苏轼在文中提到，在文同眼里，只有苏轼能理解自己的画。在苏轼与文人们的交往中，绘画第一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传为李公麟所作的绘画《西园雅集图》中，表现了他们在王诜西园的聚会场面，沉浸于典型的文人式消遣中。在这个群体中，苏轼、米芾、王诜、晁补之都懂得绘画，而只有李公麟正以陶潜的《归去来辞》意境作画。这个动作意义深远，因为李公麟的绘画更胜诗歌和书法。当他的一个朋友去安徽赴任时，李公麟画了一幅《阳关图》表示送别，画面表现了王维的《渭城曲》。这写有两行诗的画，便取代了以诗别友的惯例。通常这类送别的宴会在路旁的驿站举行，并吟出赠别的诗歌，或许此画正是在同样场合下画出的。《渭城曲》提到相似的场面，这也是李公麟所描绘的题材。这幅画由于其中的渔人樵夫而备受赞赏。渔人樵夫全无分别时的忧伤，展现出对世俗情感的超脱。通过这种方式，李公麟给予友人恰当的临别劝慰，这种劝慰以往蕴含在给友人赠别的诗作中。张舜民是学者、诗人，也是一位画家，他描述起李公麟的这幅画作时，提到它替代了通常的赠别诗：“古人送行赠以言，李君送行兼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