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子虔《游春图》

山水画同样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建筑的演变。中国特有的建筑形式——园林的发展，就是以山水的画境为骨架的。造园和绘画虽是两个并行的艺术门类，但彼此间的关系紧紧缠织。山水画与园林建造，都基于人们想要亲近自然的愿望。或许是无比向往园林中也能横生画意，古代的造园家往往兼具画家的身份或修养。试想，若非良好的艺术积淀，造园大师计成为高官严嵩修建别墅庭院“积香炉”时，就不可能把严大人扔给他的两句宋词“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筑出满目风情。除了计成，明朝的张南垣早年的学画经历，多半为其成长为造园名家而添彩。再如唐代诗人王维，不仅创作了“画中有诗”的山水画、“诗中有画”的山水诗，而且还筑建了诗画结合的物质实体“辋川别业”。著名画家石涛也以造园设计著称于世，其设计的扬州片石山房被誉为“人间股本”……所谓“善画者善园，善园者善画”，历来如此，有了游刃有余的美学基础，哪怕一块石头、一根树木，在造园者的手上也平添了几分灵气和奇趣。“画中有园林，园林又似画”一语，把中国画和园林之间的逻辑关系说得再生动不过了。说园林“似画”仿佛又限制了园林美感的格局，倒不如说，园林本身就是一幅容纳天与地的画，可以为其他浪漫的发生提供底本。比如，园林的那种曲径通幽的隐秘，恰为古戏曲中才子佳人欢愉相逢的桥段创设了再好不过的背景，而这些多情男女主角的“在场”，也更加增添了园林的生趣和活力，使得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花、一木、一亭、一台、一楼、一阁都跟随幽会于此的张生、崔莺莺们的喜怒哀乐的生命故事一起游舞。

计成造园意识中的“雅”，即不脱离山水的画境与诗文的雅趣。中国园林重意境，重精神，重诗情画意，这种美学境界契合于中国古代的文学、绘画、戏曲等艺术形态，被赞为“三维的中国画”“宛如画本”倒也不为过誉。画家为园林作画，把绘画的意境和自己的生活融入园林中，这使得山水画和园林在创作手法和思想上相互交织。而借助“左文右图”的园林画，人们能更深切地体味园林“可行、可望、可居、可游、可观、可赏”的美好。

有了界画，那些消失在历史云烟里的中国木质古建，才能如纸上纪念碑一样被后世铭记、想象和怀念

在繁复的“画家十三科”里，绘画和建筑的关系在“界画”这里形成了一个微妙的交汇点。所谓界画，指的是绘制过程中通常需要用界尺来辅助画笔。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常常用以描绘建筑物或者各种精致器物。随着绘画艺术的发展，界画慢慢从建筑设计图中分化出来，形成一门新的画科。界画具有极强的工匠性和实用性——从发祥之时开始，它的诞生就隐隐约约带有建筑草图的影子：“尺寸层叠皆以准绳为则，殆犹修内司法式，分秒不得逾越。”难怪堪称古代建筑行业“圣经”的《营造法式》，也把建筑的设计绘本称为“界画”。由于科学、形象地载录了以建筑及桥梁、舟车等为对象的的古代生活原貌，界画的使用价值、档案价值或许更大于审美价值。画师们往往要将建筑的法式内藏于心，比如，南宋的“三朝老画师”李嵩年轻时做过木匠，“好绘画，颇远绳墨”，被宫廷画家李从训收为养子，承授画技，终成一代名家，木匠之技帮助李嵩达到了不用界尺而“宫苑楼阁规矩绳墨皆备”的境界。

及至宋至元代，界画进入创作的黄金期，其间大师辈出。张择端那幅声名赫赫的《清明上河图》，就属于界画。全画的“画眼”——那座横跨汴水两岸的木结构虹桥，浓缩了当时汴京城的繁华，也代表着中国古代桥梁建筑史上一个辉煌的顶点。宋徽宗更是极为推崇界画，不仅把界画列作皇家画院的考试科目，本人也留下运用界画技巧的《瑞鹤图》等作传世。画中飞舞的白鹤下方，庄严巍峨的宣德门就极尽界画功底，几乎可以看清殿脊上整齐排列的块块灰瓦、飞檐上只只瑞兽的造型，以及檐下木质斗拱的紧凑结构。到了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人们不难发现，南宋界画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可以依图造屋、准确地掌握形象、风格、细部等表现建筑之美外，还在表现意境、构图上充分体现诗情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