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江干雪霁图》

11世纪文人论及艺术时，出现一种新观点：他们力图使绘画适合于文学模式。文学中受到赞赏的特质也用来评价艺术。要了解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关键要懂得绘画一直处于地位颇低的技艺阶层。苏轼谈到善画墨竹的挚友文同时说：“与可之文，其德之槽粕也；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也；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悲夫！”

在这种基于儒家论调的看法中，一个人的品格比他留存下来的遗迹作品更重要。文章用来治世，当然比表达个人感受的诗歌更有地位，而书画用以表达诗的未尽之意。在诗书画三种依赖笔和墨的艺术中，画最不重要，但它被纳入这个系列，说明画最终获得承认，成为个人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也许，我们能最深入把握的宋代文人观点，就是上面苏轼对画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联系的强调：绘画被认为像诗歌和书法那样反映出作者的品格。从一开始，诗歌和书法就被视为作者天性的镜子。在唐代，人们认为书和画是同源的，时至南宋中叶，赵希鹄在技法基础上将二者简单等同起来。在这条发展线索中，两个最重要的环节形成于11世纪晚期：一是认为绘画反映了艺术家自身；二是画与诗得以进行比较。关于第一点，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谈到“气韵”时提及，后来米芾之子米友仁也曾表述过。这显示绘画理论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从唐及唐以前注重再现转变为强调艺术家的作用。到了元代，用以评价人格的术语开始定义艺术风格。第二点，画可以与诗比较，这是苏轼及其友人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