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刻《梅花喜神谱》

辛酉为民国十年（1821），据此可知，当时吴湖帆所存潘祖荫手札有六百余通，曾择其精小者六七纸装成一册。而此后数十年间，因历经祸乱，吴湖帆于“文革”间郁郁而终，所藏法书名画及祖先遗物星散各处，《潘文勤手札》也不例外。所幸民国二十年（1931）仲春，顾廷龙先生因撰写《吴愙斋先生年谱》，曾手录潘祖荫致吴氏尺牍三百余通，此副本今藏苏州博物馆。至于吴大澂致潘祖荫书札，除分藏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外，私人如潘景郑先生所藏两册，亦已拍卖售出，不知流落何所。

另外，潘祖荫所作书札，不但字迹潦草，而且多不附记年月。吴云就曾为此在信中请潘氏在来函上加注日期：

弟窃有奉启者，频年来承赐手札，无论片纸只字，必谨收存。惟书尾每每不属年月，将来装裱易致舛错，此后务乞随署月日，俾作陈孟公尺牍珍藏，永为家寳。夫文字之交，虽潦草数行，必自有真性情寓乎其中，不仅关旧学商量，奇闻互证，始为重耳。

而今所见潘氏书札，多存在类似情况，故此不得不据其所述内容，配合吴大澂书札加以论述。

二

同治三年（1864）春，吴大澂与吴大衡、汪鸣銮、顾肇熙等四人再应顺天乡试，他们之中只有汪氏中式。顾肇熙在《思无邪室日记》中，对当时与潘氏、吴氏等交往有所记录。如五月十一日，吴大澂三十初度，宴于会馆，同乡到者颇多，“热闹之极”。同年八月下旬，吴大澂与吴大衡乘轮南下，赴金陵再应江南乡试，大澂以第六名中式。

同治四年（1865）二月十一日，吴大澂与顾肇熙等自上海乘南溯轮船入都，参加礼部会试，可惜荐而未售，失意而归。三年之后，即同治七年（1868），吴氏再上春官，始以二甲第五名进士及第，旋授翰林院庶吉士。同年（1868）八月，吴大澂即请假南归苏州，入江苏书局任参校。直至同治九年（1870）腊月，才入都销假，参加朝考。从此至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出任陕甘学政之前，吴大澂寓居京师二载有余，此为潘、吴二人往来最密切的时期。

在此之前，吴大澂、顾肇熙、汪鸣銮等以士子身份在京备考期间，就屡次为潘祖荫料理文墨之事。吴氏《恒轩日记》同治七年（1868）三月二十七日云：

伯寅师属余及鹤巢、柳门校写《说文》。午刻，至伯寅师处，校对两卷，写楷书八页。薄暮归，灯下写《说文》七页。

按《潘文勤公年谱》同年二月有“内官传旨，撰拟对联及写《说文》以进”一条（图5），然则写《说文》一事，纯属内廷公务，潘氏因自身事务繁剧，且篆书非人人所能，故以此事属之吴大澂、汪鸣鸾、许玉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