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亮相“故宫博物院藏清初‘四王’绘画特展”的王原祁《竹溪松岩》卷（局部）。

由此引发的关注是：当宋元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公认的高峰时，如何评价宋元之后的古代绘画？从明代“吴门四家”到董其昌，再到所谓清代画坛正统的“四王”，这数百年间的艺术潮汐该如何回望？

近日，一场名为“古典的复兴——明清文人画公开课”的大型巡回系列学术讲座拉开序幕，第一课特邀范景中、白谦慎两位艺术史研究大家做客上海图书馆开讲，就聚焦了这些话题。在他们眼中，理解和评价宋元之后的中国文人画，需要借助“借古开今”这个词。当时的艺术家们拟古、摹古抑或复古，看似不断恢复古代的传统，实则在创新。这是一种通变的方式。也正因如此，明清文人画艺术的地位与成就，或许值得今天的人们重新思考和评估。

明清文人画，以“精微化”无形中改变个人品位和感受

在范景中看来，明清文人画对于古典的复兴，时间上几乎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同步，两者之间颇有一些能够对应的地方。如果说西方文艺复兴向着更大、更宏观的世界在不断地扩展，那么中国明清时期的古典复兴，则可能向更微观的世界，向我们个人心灵深处不断地深化。

范景中说，眼耳鼻舌身等感官的敏锐性，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也是明清时期“文艺复兴”所要恢复的。“中国的诗歌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精通多国语言的辜鸿铭曾说，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与中国古典的诗歌媲美。因为中国古典的诗歌把人的感受、人的敏感感官延伸了，精微化了。中国人对于感官的这种微妙性，就在我们今天讨论的明清文人画领域发生了。”

面对西方绘画，如果你觉得震惊之余，思索的余地少了，范景中认为一方面是文化的隔阂，一方面是感官的隔阂——西方艺术确实没有中国的文人画这么精微化。在他看来，董其昌的绘画当中，固然有种种可为人诟病之处，但乾隆帝对他的评价“秀”同样耐人咀嚼。人们欣赏董其昌的绘画，从他的墨色中体会到“秀”的韵味，这在欣赏西方绘画时是得不到的。再看“四王”，简单来说“四王”的创作全是接了董其昌的衣钵，受到董其昌的影响，可他们确实也各有各的面貌。“他们四位之中，王时敏的书法最好，湿笔用得更为老道。而他的孙子王原祁，干笔、渲染用得多一些，强调‘笔的力量’，强调‘金刚杵’，特别是他晚年的用色，将色墨融在一起画出非常抽象的东西。这完全是现代派，比康定斯基还抽象！”

“中国明清的古典复兴是另外一种复兴。它不是改变世界的一种复兴，而是改变个人品位、个人感受以至于让我们无形中变成一个更文化的人的一种复兴。”范景中这样表示。那些乍看千篇一律的中国画，深入细看以后，会不知不觉被它们内在的一些东西陶冶，觉得整个人被这种艺术重新塑造了，自己的感官也已精微化了。

鉴定与鉴赏在艺术史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明清艺术对于古典的复兴之所以行得通，与收藏活动的发展密不可分。白谦慎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所谓古典，以谁为范本？古今这个概念其实跟收藏有关。也就是说，收藏行为使得艺术家有了过去的范本。“如果没有收藏这个环节，你说我要恢复到王维，真正的王维是什么样的，你可能根本不知道。”有人由此抛出一个有意思的联想：清朝18世纪之后的艺术创新明显弱化，是不是与更多的艺术范本被宫廷内府收藏有关？而在民国年间，很多近现代艺术大家有机会见到一些此前深锁在宫廷里的重要收藏，反而启发了20世纪上半叶大规模的艺术创新。

白谦慎指出，鉴定与鉴赏在艺术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当我们欣赏钢琴曲时，第一流的弹奏者和第二流的弹奏者乍听之下都差不多，差别不过就是那一两秒，但里面细致的转换恰恰是内行才能听出来的。而绘画鉴赏也是这个理。这与范景中的看法不谋而合。“想要分辨‘四王’，从一开始看着都像一个人画的，到觉得这些画不是一个人画的，并且能够分辨出它们分别出自谁之手，甚至把别人伪造他们的假画也分辨出来，这是对我们审美感官的考验，看我们的审美感官能不能辨识出这些细微之处。”范景中笑言，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书画造假了，中国古代美术史就是与假画、伪作不断打交道的历史，“这是中国绘画史区别于西方绘画史的独特之处。这样的历史迷人而富有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