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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化——曾翔刘景芳戊戌岁暮书法展在京开幕（组图）

2019-01-22 20:21 文章来源：人民美术网分享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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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9日，由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主办的“独化——曾翔、刘景芳戊戌岁暮书法展”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开幕。中国金融书协副主席李相国、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东升、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展览部主任陈忠康、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李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研究员李晓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学术部主任肖文飞、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馆长刘文哲、荣宝斋出版社编辑王祥北、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展览部副主任周延、书法媒体人丁剑、凤凰书画网CEO柳青凯、《中国书法》杂志社第三编辑部主任杨沛沛、策展人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姜勇等艺术家和美术评论家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即席讨论。

展览展出了曾翔、刘景芳两位书法家近期创作的100余件精品。作品包括对联、斗方、条屏、尺牍等多种形制，书体涵盖了篆、隶、行、草、小楷等不同体式。体现了深厚的传统功力和创新精神，气息淳和、格调高古，受到观展者的广泛好评。受邀艺术家和学者还就具体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现场气氛欢快、热烈。展期从即日开始，将持续到2月9日结束。

策展人姜勇

姜勇：二位都是我十分敬佩的艺术家，所以很高兴、也很荣幸能策划这样一个展览。我分别谈一下两个作者和他们的作品：

曾翔老师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誉满天下，也是毁满天下的一个艺术家。但对当代这样一个重量级的艺术家，我们对他的关注，也仅仅是熟悉而已，对他的艺术、对曾翔现象的思考和解释，还远远不够。我说的不够，不是一般的大众、观赏者认识的不够，而是批评家的工作不够。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评价，多数都还停留于表面，远远未能深入，跟曾老师艺术成就的高度，跟他激起的社会现象相比，批评界的工作做得不对称。批评家的角色，是艺术家和一般观众的中介人，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转化为可以理解和思考的语言，让公众逐渐理解和接受。我们经常感叹时代缺少真正的艺术家，可是一旦优秀的艺术家出现了，我们的评论却没有能力跟上去，没能把艺术家的成就、他的价值真正地阐释好。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亏欠曾老师的地方，也是批评界应该好好反省的地方。

题古瓦当拓《狩鹿图》

在业内，曾老师的成就，他所达到的高度，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曾翔的工作，对于艺术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他面对着怎样的传统，又如何应对和处理这些传统，他在继承哪些东西，又创造了怎样的价值？在审美上，他的书、印、乃至抽象画，代表了怎样的类型？曾翔面对的困境是什么，又受到哪些限制？他的成就，是仅仅能放到书法篆刻的历史和传统中去考量，还是同时具有现代的意义？在曾翔身上，我们能看到传统与现代的怎样的关系？我觉得，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缺乏严肃和认真的思考，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批评。这样的状况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曾翔先生接受采访

可是对于一般大众，曾翔的争议又非常地大。实际上，从开掘传统的深入性和作品呈现的完整性来看，曾翔应该是最没有争议的书家，因为他走的才是真正传统的、古典的、宽博的道路。争议多半是由一般观赏者的偏狭无知和审美能力的严重缺欠造成的，这也很正常。所谓曲高和寡，古今中外一直都有。可是现代社会毕竟与传统时代不同，传媒的发展已经把艺术家彻底地推向公众的面前，艺术不再是少数人的事情。因此，如何向大众作艺术普及的工作，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这是批评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就我所知，当代中国很少有批评家面对公众的困惑，去作纾解的工作，把常识性的东西先跟大众讲清楚。

专业的严格批评和普及性的工作的同时匮乏，反映了理论批评界“高不成低不就”的悬浮现状。而且这两个方面应该是关联着的——正是因为“高不成”，所以才“低不就”。就拿 “吼书”现象来说，这是曾翔最为外界指责和病诟的行为，甚至有人都视之为江湖杂耍、出洋相。其实只要我们简单想想就知道，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就曾翔的艺术成就和他的社会地位而言，他本应该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他明明知道此类行为将招致铺天盖地的骂声，为什么还要坚持做这样的“蠢事”，而无半点悔改之意？“吼”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这样一位饱含真情、让身边的人无比敬重的成功艺术家，为什么甘于一次次地出洋相，赚骂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和阐释的现象，可是却不见有人提出正面的讨论。甚至有些批评家也将此当作无稽之事来看待，并一笑了之。

肖文飞先生接受采访

肖文飞：在我看来，曾翔的吼，除了展现和释放真实的书写状态，还在客观上表达了某种批判的态度，所以它实际上带有强烈辛酸的色彩乃至悲剧意味，而非好玩和可笑。吼是“怒喝”、“呐喊”和“警醒”，是撕破了给人看。他反复刻过一方印，叫“不正经比假正经要好”，是说艺术家的真诚。在创作中，有激情和冲动，想喊就喊出来吧，用不着为了文雅庄重的形象而憋着。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喜欢装假，而不拿出真的给人看？美的真谛就在“真”，一切假的才是丑。假花再美也不如真草，因为它奉献了实实在在的生命。至于“吼”的批判性。批判的对象，很可能是公众对自己的误解和辱骂。而令人感到无奈的是，这种不解和辱骂已经没有具体的来源，所以无法真正地给予回应。曾翔进入了“无物之阵”，但他既没有绝望，也没有回骂，他仅仅报以怒吼和怪叫。围观他吼的人再多，那吼也是对着虚空发出的——他以他的吼声报以无言的抗拒。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如果批评家不能在其中做阐释的工作，把他的成就和心曲介绍给公众，那么曾翔的批判之吼实际上也是指向了批评界的。批评家无意中与大众达成了共谋，才使曾翔陷入“荷戟彷徨”的孤独境地。这本不应该是他一个人的战斗。

有关曾翔老师的话题，值得说的还非常多，今天到此为止。

刘景芳先生接受采访

再说景芳兄。以实力论，景芳兄可说是当代中青年书家里比较突出的一位，但他亮相的次数不多，他的为人所知，多半是在书法教学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多人把他当做一个“办班的”。其实他在90年代初就活跃在书坛，还多次获过全国展的奖。不过，到北京近十年的时间里，他确实以“办班”的方式蛰伏了下来，尽可能地摒绝无谓的社会活动，下大力气深入古典。尤为难能的，是他不断地破坏自己，吐故纳新，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被李强老师称作是“剔骨还父，割肉还母”式的重生和再造，胆量和气魄着实令人钦佩。弗里德说：“只有经常在形式上自我否定的艺术，才能承担或包容或传达超凡的意义。”我觉得这话放在他的身上是合适的。

王祥北先生接受采访

我们可以看到，景芳兄目前作品的形态，是以碑学为根底的。在近数年内吞吐了很多的东西，包括摩崖、碑志、造像记、上及秦诏版、甲金文字。成功地融合了汉隶开阔平结与碑志造像的峻拔奇伟，而出以一种朴拙天真、潦倒烂漫的面目。如高士之放任诙谐，气度洒落。我们中国的艺术，说来说去，终究还是回到人自身，体现的实际上是人的性情和修为。所谓“先器识而后文艺”，绝非漂亮的空话，而是历史上反复验证过的经验之谈。就我对景芳兄的了解，他是能兼具气力与胆识的一个人。所谓气力，是肯下笨功夫。每年除了有数的外出讲学，整日里泡在工作室，把写字放在第一位，惜时如金，下足了临摹的功夫，常常到半夜时分才搁笔休息。所谓胆识，除了前面说的不断破坏自己，还在敢于想人所不敢想，为人所惮于为；识人所不能识，见人所不易见。搜刮剔抉，为我所用。我总觉得，一个艺术家在攀登的过程中，除了功夫的积累、体势的造就，他还必须能自觉地经营格调，以树立他成就的最后高度。所以真正的艺术家，气度与格调缺一不可，前者为“健”、后者为“雅”。雅健兼备，才称得上伟岸风流。景芳兄展览中的多数作品，在雄壮中寓以松秀，所以能在捭阖动荡中积蕴着一股淳和之气。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世说新语》一则

熟悉景芳兄的朋友还知道，他这个人在处事的严谨之外，更多也更常展现出来的，是诙谐和幽默。在他的身边，总能感受到特别的生趣和快乐。而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这一点。碑版的一路，不难在骨骼，而难在气血；不难于雄强生倔，而难于松柔活泼；不难在见理，而难在得趣。景芳兄的作品，体现出他的一种综合能力，就是浑厚、新奇、谐趣能够很好地统一在一起，这是一般的书家不易做到的事情。

我觉得一个好的展览，就是应该把尚未被人们充分了解和认识的、却有着重要价值和前景的艺术家及其作品，推到公众面前，让人们评说，哪怕是引起争议。艺术的真正创造者，对艺术史产生推动的艺术家，实际上是寥寥无几的。发现他们，给予适当的关注，让他对社会产生触动，是必要的，也是批评家的职责和展览的意义所在。景芳兄在这些年里非常珍惜他平静无闻的状态，能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探索中去，实现自己更多的思考和追求。但我还是觉得，适当的亮相，把自己展现在公众面前去加以检验，也是必要的事情。

我知道，曾翔老师和景芳兄的这个展览，一定会引起非议，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在一个变革的历史时期里，真正应运而生的艺术家，他的觉醒，要先人一步，所以常常会在他的时代里造成不安，引起持续性的论争。但我觉得，这才是艺术界的活力所在。相反，没有现象、没有事件、没有争论的声音，一片沉寂、一潭死水，才是艺术真正可悲的状况。只要我们推出的是有着真正理想和抱负的严肃艺术家，只要他们能自觉地对艺术史产生使命意识，那么他们所做的任何探索和实验，都应该获得人们的理解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