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书法因实用性极强，其诞生与发展仅是人们为日常记事与交往，这就决定书法在早期阶段，与特定事件特定人群特定时期保持着一种距离，自足、自信、自尊地生存、演进着。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此作解释：“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说明文字的功用是百工记载世事。文字虽也因人而创设，但并不受制于特定场所，虽也经历秦焚书坑儒，但焚书烧掉的是书籍而非文字，烧掉的是思想而非书法。而且，因礼乐的消亡，文士便将所看重的礼乐节奏美感等因素更集中表现于书法之中，为书法意象之唤出奠定了情感基础。书法家挽衣醮墨，纵情通过笔墨浓淡、点线交错、疾涩虚实、形体气势，实现着礼乐一般飞动摇曳、似真如幻之弦响，书法家情思波澜变化、仪态万千，与书法神姿仙态、云烟明晦悠然相会，俱成天趣。

书法何以有序发展

本来，礼乐能够体悟天道，可以修身养性，致人谦和有礼、威仪有序，与儒家思想一脉相通。但随着儒家意识形态深化，礼乐功能被无限拔高以致畸形扩张，被抬举得玄深莫测、神乎其神，产生诸如“埋管飞灰以候气”“弄玉吹箫引凤来”“京房吹律自定姓”之类神话，使礼乐蜕变成关系国家兴亡超自然之神秘力量。原为取代神灵意象的礼乐意象，反又成为新的“神灵意象”被顶礼膜拜，对于这种现象， 《汉书·礼乐志》中引刘向之语说：“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为其俎豆管弦之间小不备，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或莫甚焉。 ”如此，礼乐一方面远离民间而成为堂庙专有，不断炫耀于宫阙彰显于高胄，民间不敢轻易演奏触碰；另一方面，礼乐意象逐步僵化，无人问其校改，拒绝吸纳新鲜营养，以至意象日趋单调。再一方面，由于礼乐被赋予超出音乐之外的意义与价值，也赋予礼乐若干严格之教条与禁忌，徒增社会推广、传播难度。正因礼乐被神圣、尊重与推崇，披着神秘外衣豢养在深宫之中，反而失去栉风沐雨、强筋活骨之生存活力，失去原本闪烁人性的耀眼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