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隶书 《临张迁碑》 中国嘉德2018年秋拍

关于梁氏真书体，我此前已有很多文章谈及，再谈实属多余。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关于梁启超书体地位的说法，不是我的凭空臆断，而是当时人的基本共识。就好比说到他的作品价格时，虽然他不设润格，但别人都知道他的价格。这就是一种共识，一种无需靠白纸黑字的润格或润例来证明的价值共识。

举个例子，马衡曾是故宫博物院院长，也当过西泠印社社长，是中国顶级的金石学家、书法家，虽然他的字不是第一流的，但眼力是一流的。马衡对梁启超的行楷书，也就是我所称的真书，不但推崇备至，而且直呼之为“清末以来，殆无有人出其右者”。为了尽量窥得马衡评价的原貌，我将梁启超一件写于1917年的篆书册马衡题跋全文录出：

任公书法出入秦汉，所作篆隶有独到之处。其行楷兼收博取，自抒新意，金石之气亦复盎然纸上，晚清以后殆无有出其右者。余心摹已久，近年遂稍稍复集，就海内知好，求其零缣片楮皆欲备景（影），以公于世，不意竟遭国难，毁去什（十）之三四，犹幸劫余，所藏尚两册，虽未能债其始，而集中无一不出于自得，且其所藏搜罗有致，耐人寻味，此公生平胸次由静而妙，非细致故也，飨以同好，并志数语。乙酉闰夏马衡。

这件篆书作品属梁启超中年之作，曾于2015年在荣宝斋济南分公司拍卖过，为马衡旧藏。马衡是篆书家，眼力自不凡，他对梁启超篆书的评价是“出入秦汉，有独到之处”，这样的评价并不算高；换句话说，属一般性评价。可见，马衡对梁启超的字并不是都推崇，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客观地说，篆书并非梁启超最擅，且此作属中年之作，笔法尚未趋于成熟。但这丝毫掩盖不住马衡对梁启超真书的推崇备至。

“无人出其右者”的评价，清代民国时其实并不罕见，不必过于当真。但罕见的是，这话是从马衡嘴里说出来的。马衡在梁启超面前是晚辈，梁启超名气太大，他不需要拍梁启超马屁，而且马衡说这话时，梁启超早已去世。所以，如果是梁启超夸奖马衡，说马衡的字“晚清民国以来无人出其右者”，那么这话是有夸饰成分的，是梁启超作为长辈对晚辈的奖掖提携之语，不能当真。就好比梁启超当年在清华校长面前举荐既无学历又无著作的陈寅恪时，说陈寅恪短短几百字就可以胜过我梁某人所有著作。你能把这句话当真吗？你真以为陈寅恪的学问短短几百字就超过了梁启超？当然不是。

所以，马衡推崇梁启超，而且自言以半生之力，搜罗梁启超墨宝，以公海内同好，实是出于对梁氏书法的推崇。有人说，马衡推崇梁启超，是因为他的学问。这话也对也不对。马衡推崇梁启超学问是毋庸置疑的，但马衡并非因推崇梁启超学问才推崇梁启超书法，这是两回事。因为，当时学问与梁启超齐平者，虽不多但也有，章太炎、王国维等，皆享有此盛誉；何况，马衡也鼎力邀请过王国维到北大当教授。可见，在马衡眼里，是分得清学问与书法的。

如果说马衡所说尚属个例，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其他人的话就不能说还是个例了。

再举个人物——胡适。胡适是“五四”的风云人物，也是横跨新旧两派的重要人物。既然横跨新旧，那么胡适对旧派的玩意儿——书法这类东西的感情就是十分复杂的。他既喜欢又不喜欢。之所以说喜欢，是因为他要让人知道他的旧学功底，而书法是必不可少的；之所以说不喜欢，是因为他要证明他是新派，而旧派的书法在他们眼里是不那么起眼的。但是，胡适毕竟是胡适，作为新派文人的胡适，依然很看重书法；而且他学书法直接就是受梁启超和郑孝胥等人的影响。

胡适手里有不少梁启超的字，而且梁启超墨迹的情况胡适是十分清楚的。胡适说，梁启超的墨迹不下3万件，是比较可靠的。因为胡适与梁启超接触较多；而且胡适晚年大量写字卖字，也是受了梁启超影响。胡适的内心深处，既将梁启超作为老师辈的领袖，也作为了要超越的对手；那么连书法和学问自然要包含进去。当然，有没有超越是另一回事。

此类种种史迹，委实太多，不一一赘述。

其实在民国早期，崇尚梁启超的字，早已不是什么秘闻。在当时，举凡有影响力者，皆欲以有梁氏墨宝为荣。有人说，那是因为他的政治影响力。梁启超在当时有什么政治影响力呢？20世纪20年代以后，梁启超已完全退出政坛，不担任任何有影响力的政治职务，甚至也没有了党派，别人也不向他求官，他也无官可谋，还有什么政治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