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1927） 致汤觉顿信札一通一纸  北京匡时2018年秋拍

这不全是我的哲学思辨，而是事实。远的不说，就拿2018年的几场拍卖来说，梁启超书法的市场表现是非常好的，甚至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中国嘉德秋拍，梁启超的临《张迁碑》十二条屏，拍价1100多万元；一件十言联，拍价140多万元；另一件四尺对联，拍价90多万元；而同等尺寸条件下，嘉德秋拍中于右任的一件行书对联，拍价70多万元；祁雋藻的楷书十二言联，拍价440万元；何绍基的行书节录《梁武帝书评》横幅，拍价85万元；董其昌的数十开尺牍册页，拍价175万元；铁保的行书录颜真卿《争座位帖》，拍价52万元；金农的隶书条幅，拍价58万元；董其昌的行书临颜真卿《送刘太冲叙》八开册页，拍价130万元；袁枚的行书大十二开诗册，拍价80万元。西泠印社秋拍中，梁启超的一件四尺七言联，拍价110多万元，加佣金130多万元。这些数字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交易的真实性亦可深考，以同等条件下的衡量标准来看，梁启超书法的价格显然均比上述其他诸家要高出许多。

有人提出，梁启超书法目前的市场价格，主要不是书法价值，而是其政治名声和学问名声所致。如果是这样，那何以10年以前梁启超书法的价格如此低迷？如果论学问名声，何以胡适、林语堂、鲁迅等人的书法价格不及梁启超？

很长时间以来，梁启超书法的市场并不太被看好，顶多处于拍卖市场的第三个梯次，卖不过于右任、林散之、启功等人，在名气上也大不过鲁迅、谢无量、马一浮。在人们眼里，梁启超的字不过属于二三流。这个市场规则，是近百年以来慢慢形成的共识，但也是积弊，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梁启超的个人名气和影响力尽人皆知，无需赘言，但那毕竟是政治和学问方面的影响，而不是书法本身。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是梁启超的政治和学问名声影响了其作品的市场价格。这个说法不无道理。

的确，在中国谈艺术，无论如何离不开这两个因素。尤其是对于近现代名流来说，政治或学问影响力往往决定着市场因素。这无可厚非。但就梁启超而言，仅依靠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为什么？因为，近现代广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学问家擅书者太多，比如政治家中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黎元洪、段祺瑞，学问家中的沈曾植、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作家中的鲁迅、钱玄同、林语堂、沈从文等；而且，他们的手迹市场价格一度不菲，但为什么还是卖不过梁启超？难道仅仅是因为梁启超的政治和学问影响力吗？恐怕不是这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