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 致梁启勋信札一通三纸   北京匡时2018年秋拍

梁启超这个人在政治上一度是被打压的，尤其是被国民党打压的。原因是他在辛亥前后，与孙中山的革命党一度是政治对手，虽曾有短暂合作，终究因为康有为的阻挠而分道扬镳，后来又在北洋政府做官，与北洋系的几任政治要人都有深度勾连与合作；晚年的时候，国民党北伐之际，他又坚决反对北伐，反对联俄，而孙中山是主张联俄的，所以更加走向了国民党的对立面，以至于在他去世之后，有人向国民政府建议为他举行国葬就遭到了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的坚决反对。这是个基本的历史常识，如果不了解这个历史常识来谈梁启超的书法地位，恐怕是很难搞清楚的。

梁启超因其敏感的政治身份被压制，本属正常，党派不同而已。事实上，随着胡汉民在国民党中央的落幕，后来的国民党对梁启超的评价已渐趋客观、公正，目前在中国大陆、台湾和海外，已经形成了一股梁启超研究热潮。但在很多人心里，梁启超在政治上仍然不过是一个保皇派；而在学问上，梁启超虽然是名满天下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但在很多人看来，他仍然不过是一个有学问缺陷的人物，博而不精是很多人对他学问的一个主要评价，甚至晚年越来越趋向保守，而走到了“五四”新派的对立面，以至于成了一个保守派的代表人物。

对这种误读且不去过问。单论学问影响力，梁启超恐怕顶多与没有什么政治派别的王国维和革命党人章太炎打成平手，甚至也比不上“五四”新派文坛领袖胡适、鲁迅等人。

所以，无论是谈政治还是谈学问，说梁启超的书法市场主要是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恐怕是没有依据的；而且，之前的市场也证明了这一点——反向影响。梁启超的保守派文化形象和革命派对立面政治色彩，反向影响了其作品的市场价格。

当然，这种状况近年来有所改观。原因是梁启超在海外的影响力十分强大，以至于影响到了他的作品价格飙升，进而又影响到了国内对他的评价。

书法界人士未必十分了解这一状况，自然就不能十分理解。因为书法与收藏毕竟是两回事。书法界向来有一套十分稳固的价值判断标准，而收藏界并不理会这一套。当然，收藏界也不能说就是多么学术，而是以市场为准则；换句话说，是比较功利的。但功利未必是坏事，因为收藏界的价值标准就是市场，市场是个最功利但也是最不能欺骗人的东西。

梁启超 楷书七言联纸本对联：全以山川为眼界，尽携书画到天涯。1926年作  35万起拍，126.5万成交。

民国艺术史亟待重新考量

近年来掀起的民国热，使得民国时期很多文人、学者的手稿、书信和书法作品的市场价格也节节攀升；甚至很多仅与民国沾点边儿的人物也被纳入了民国行列。殊不知，我们理解的民国，很多时候是残缺的、有误区的。民国确实是一个学问家、文学家、书画家辈出的时代，而且思想之自由几乎超过了除春秋战国以外的任何时代；但是，这和书法不是一回事。书法是靠学养的支撑，二者毕竟不能等同。

就总体水准来说，相比于前朝，民国书法仍然是衰退的。只不过，这衰退之中又有突兀的高峰。但这高峰是衰退了的高峰，并不能与以往时代相比。这不是主观原因造成的，而是客观因素所致。因为民国时代，尤其是“五四”以后，是一个白话文和硬笔主宰的时代。经历过“五四”，或“五四”诞生的那批民国文人，一半用文言一半用白话，一半用毛笔一半用硬笔，一般用洋文一半用中文，或者说文言白话、毛笔硬笔、洋文中文交替使用。在这样情况之下，不可能会有书法的大飞跃。

比如很多人推崇的梁漱溟，学问修养很不错，也遗留下不少书信手稿等，但论书法，则实在入不了档次。梁漱溟很多信札甚至还用硬笔书写，更谈不上艺术性。再比如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牟宗三，字写得有如鬼画符，几不可辨认，与书法无缘。

胡适的字倒是有几分功底，而且他经常围在梁启超这样大书法家的身边，又拜郑孝胥为师，他的很多师友，比如章太炎、林长民、鲁迅、蔡元培、徐志摩等，都是书法高手，所以胡适的字不俗气，有几分气质，还很有书卷气，比起很多作家来要算好的，但以书法专业技术论，终究还是入不了主流。

鲁迅的字很好，既有古风，又有自己的性格特点，你看不出来路，但又不是野狐禅，在民国时期的作家书法中，无论如何要坐第一把交椅。鲁迅之所以在写字上有如此高的格调，有一个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的原因，那就是抄书。鲁迅的字，完全是靠大量抄书的功力积淀起来的。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佥事一职务时，进行了大量的购碑和抄书活动，所抄之古书不下千万字。抄书解决了鲁迅书法的基本功问题，也形成了鲁迅书法的书卷气息，这几乎是其他任何作家都做不到的。

所以，即使是民国文人、作家，也是各个不同，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能一说民国就是好，民国以外就是不好；而且，民国之好，也是相对的。今天我们所谓的“民国热”，其实是虚幻的、模糊的，缺乏对具体人物、具体事件的具体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