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任伯年 竹林七贤

中国古代绘画至迟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的“成教化，助人伦”的传统。在汉代墓室画像中的“孔子见老子”“泗水捞鼎”“胡汉战争”等传世的重大题材，与庙堂壁画中的云台28将和凌烟阁24功臣，都关系到与政权相联系的建功立业和文化传承，表现出了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核心价值观。而汉代艺术所建构的雄浑沉厚的气局，则呼应了社会所需求的核心价值观的表现。

可是，在主流之外，春秋时期就有自得其乐的“高士”荣启期，孔子游泰山曾与之相见，但传世的是他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在郊野“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他所传承的从失意到知足自乐的隐士模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入而不出”与“往而不返”。这又可以联系到更早的尧、舜为帝的时代，“许由洗耳”的故事讲述了中国古代弃官不就而归隐山林的高士由来已久。由此所连接到南朝以嵇康为代表的“七贤”群体，“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就成了千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状态，尽管世代中的读书人依然为了仕途而奋发而努力，可是，以教育为传承基础中的文人“恬静无欲，自在适意”，依然是理想情怀，是文人风骨。

在这一社会阶层中，与进取同为重要的是退隐，进之后的退就是隐，与进平行的也是隐。隐同样可以得到社会的尊重，得到文化的认同，像陶渊明那样，千古传诵。这就是《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社会意义，尽管他们不是朝廷认同的忠孝、烈勋，因此，其形象也有别于汉代忠孝、烈勋画像中的气宇轩昂。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的七贤，个个都是坐姿散漫，赤脚露腿，属于解衣盘礴之类，而稍有不同的荣启期则是盘腿端坐，表现出了孔子时代的特点，显现出了代沟。将他们结合到一起，并通过这种些许的变化，也表现出到了南朝之后士人阶层的新的变化。显然，这一墓室画像砖壁画在当初的命名，似乎应该为《荣启期与七贤》更为恰当。是谁将他们结合到一起并称？如此又是如何得到时人的共识？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