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雪时晴帖 王羲之 东晋

“刻意” ，在传统典故意含义外，还有潜心子》中“刻意尚行，离世为亢而已矣” ，南朝刘“才颖之士，刻意学文”论中，除有特意、致志之意。如《庄异俗，高论怨诽，勰《文心雕龙》中 。但在传统书论中，出于某种社会文化背景和心里需要，书家们大多排斥“刻意” ，多解读为特意为之，而忽略专一心思之构。汉赵壹《非草书》中说“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 ”蔡邕《笔论》中说：“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 ，都将不勉为其难、追求自然天成作为一种理想矢志追索。

这一理想源于道家理论精髓——“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的含义玄妙莫名，简言之，就是宇宙万物本源有个“道” ，“道”按照自身规律无拘无束活动，没有任何目的、功利与意识，也不需要任何外力推动、加工和修为。将《庄子》中描述的“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作为艺术宗旨始于魏晋，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指出艺术创作不要以词害义，不要无病呻吟，应自然地抒发自己内心真切情感，这样才能成为高韵雅文。

应该说，这种不凿以痕迹而自显本性、不刻意经营而求期然相会，十分吻合书法家们反对矫饰虚伪、主张返璞归真之敏锐心灵，于是排斥“刻意”便被作为书法标杆与品质而被仰视之、追慕之，在言语上大加褒扬，在理论上累加赘述。以晋为例，一方面，书法家们信奉书法“感物通灵” ，卫铄在《笔阵图》中说：“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矣。 ”杨泉《草书赋》中说“应神灵之变化，象日月之盈亏” 。另一方面，夸谈“自然天成” ，王僧虔《书赋》中说“手以心麾，毫以手从” ，则“仪春等爱，丽景依光，沉若云郁，轻若蝉扬” ，认为书法应随手随心，行笔如三春风光云卷云舒，连带似蝉联一般不断绵延。再一方面，有意识地拒绝精雕细琢，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 ，甚或提出与那种“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的书法家“不相为谋” 。

客观而论，这种艺术审美提出，有着深刻社会和人文背景。一是针对统治阶级礼乐制度欺骗性而言。春秋秦汉社会礼乐隆兴，繁文缛节，刻意借助伎器巧具以愚弄众生蛊惑人心，为此，道家认为礼乐违道失真，虽有炫目外表却无实质内容，于世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倡导顺其自然才是人间大道，只有不事矫饰才是人间至美。 《老子》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正是对这种社会局面的反叛。二是针对奋进有为的消极成分而言。入世担当、有所作为是世人普遍梦寐以求的理想，但魏晋士人却认此为无聊不堪，偏激夸大其弊其害，更深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出于某种心理安慰和自我解脱之需要。 《世说新语》中记载：有人问名士殷浩“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 ”他答说：“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 ”此言当时广为流播，其心态昭然若揭。三是针对传统偶像的标榜与崇拜而言。氏族宗法血亲长期延续，使得民族形成强烈“偶像”意识，在汗牛充栋典籍中充满着对圣王先贤赞美之辞，这种意识在书法中亦表现突出，“相见只言秦汉事” ，对秦汉书法家极端推崇和向往。而在魏晋，随着自我意识高扬，众多名士产生“看透偶像”心态，掀起否定和推翻传统偶像思潮，因此推崇自然、赞誉天成便成为众口一词。王羲之《自论书》说：“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 ”不崇礼膜拜偶像，以自然为师，一时遂蔚为时尚。

也许，“自然天成”仅仅作为书法理想，似一面旗帜高高矗立在书法家奋进的前方，永远可望而不可抵达；而“刻意”确似书法家坚实的屐履，尽管时有鄙夷但却无法拒绝，总是深深镌镂在书法演进的年轮中。晋虞龢在《论书表》中记载：“羲之常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更详看，乃叹曰： ‘小人几欲乱真。 ’ ”就仅是书法家临写摹拓之故事，而从艺术创作过程来看，几乎所有书法家都在艰辛磨砺中留下“刻意”印记，闪烁在书法历史星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