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头丸帖（局部）王献之 东晋 

如果点画调匀、上下均平、绝虑凝神、心正气和是自然天成的创作境界，那么，书法史上有些书法家并不附和这一套路，他们刻意变革，走上全新的创作之途。唐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对王羲之说过一段话：“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 ”“改体”正是书法家刻意为之的重要体现，王献之有别于王羲之，成为刻意改体的范例。他既吸取父亲草书乳养，又刻意独步，加大草书空间变动，重视单字结构之间引带连结，增强章法连绵和空间视觉动感，虽有后人讥讽为“举体沓拖” ，但恰恰是他刻意变革最成功奥妙之处。有些书法家刻意将书法作为感情抒发的载体，以非常态情感来创作激越动人作品。唐韩愈不但主张书法要抒情，而且将“抒情”放在首位，疾呼“独抒性灵”来排斥其他书法功能，在《送高闲上人序》中他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极其赞赏张旭将异端情感融化于书法点画线条之中，全然跃出“自然”轨道与“天成”规则。明徐渭亦刻意反秩序、反自然、反天成，其书风大多醉酒巫风、蓬头披发、踉跄跌顿，字字轻重无度、枯润难料、乱象丛生，刻意通过“变态”线条、唐突结体以及狂放怪诞章法，表达躁动不安灵魂和偏颇强烈情绪。有些书法家刻意追求神韵，认为韵味也是可切可磨、可掌可握，宋苏轼在他《书黄子思诗集后》就提出“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书法创作主张，将艺术中朴与华、淡与浓两种对立看成可相互渗透、相反相成关系，刻意追求用墨丰腴、笔画舒展笔法和绰约闲适、妩媚可亲之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