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之下，经济相对发达，圣祖、高宗又重视文教，故可以不惜财力来刻书，殿本校对严格，纸精墨妙，装帧考究，具有鲜明的宫廷特色，成为中国印刷史上的浓重一笔。

中国古代刻书可分为官刻、坊刻和私刻三大系统。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明宗敕令国子监雕印“九经三传”，史称“五代监本”，被视为官刻之始。此后，官刻在历代刻书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官刻，尤其是中央政府主持的刻书，往往会令官员精加校勘，慎选手书写版样，刊印精良。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中载有至正六年（1346）刊本《宋史》的牒文，从中可以看到：元代政府为了保证刊刻质量，甚至不远千里送到杭州为治所的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来刊印，所动用的提调官、儒官多达十九人。尽管当时国家财政困难，无专款拨给，只好利用江浙行省的贡士庄钱作为刻印费用，但仍雇佣良工巧匠，不惜工本，初印也是用上等纸。官方刻书风气之谨严，由此可见一斑。

清王原祁等纂 万寿盛典初集 120卷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武英殿刻本 版框23.4×17cm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明代的官刻中有内府本，即为皇家刻本，多由司礼监所负责的经厂刊印。清代宫廷刻书就是从明代内府刻书发展而来，其中，最主要的刻书机构为武英殿修书处，所刻之书被简称为“殿本”。

武英殿坐落于紫禁城西南角西华门内。康熙十九年（1680）在武英殿设修书处，专门负责内府图书的校对、雕版、印刷、装潢等事宜。此后武英殿修书处一直延续到清王朝覆亡，历经九朝，前后二百三十余年。至于武英殿修书处总共刻过多少种书，民国十八年（1929）所刊行的《北平故宫博物院报告》记载殿本书库藏书“共计四百四十一种，一万一千九百三十一册”。后有学者据《陶湘殿版书目》资料统计殿本数量为五百二十种。实际到底有多少种，恐怕很难统计清楚。从现存的殿本来看，武英殿刻书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广泛，为历代宫廷刻书所不及。其中，康、乾二朝，武英殿所刻之书，尤为世人所推重。

“康版”彰显宫廷富丽之气象

康熙朝武英殿所刊刻的书籍版印、装潢皆精美，书品华贵，世称“康版”。字体上采用流行的方体字（又叫宋体字）或软体字。顺治时期内府刻本也用方体字，但不如武英殿刻本精整。如康熙五十年（1711）武英殿刻本《佩文韵府》即采用方体字，字形略显瘦长，写刻精良，版面整饬，就连康熙帝本人也称赞此书刻得好。但方体字因横轻竖重，结构方正而略显板滞，容易让人审美疲劳，故康熙中后期，殿本用软体字逐渐多了起来。这种软体字主要为楷书，字体圆秀，形态端庄，笔划清晰利落，如康熙五十二年《御选唐诗》用软体大字写刻，极为精美。部分殿本所用的字体为欧体字，刻写难度较大，为时人所爱。清人金埴《不下带编》云：“自康熙三四十年间，颁行御本诸书以来，海内好书有力之家，不惜雕费，竞摹其本，谓之欧字。见宋字书置不挂眼。盖今欧字之敬上，超轶前后，后世宝惜，必称曰‘康版’，更在宋版书之上矣。”评价可谓甚高。

康熙时期，殿本所用纸张细腻洁净，无帘纹，质地薄而均匀，显得墨色乌黑醒目。以前人们常常称之为“开化纸”，然而在清宫档案中基本上没有对开化纸的记载，因此有学者指出，所谓的开化纸，实际上是连四纸。（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研究》）近年，通过对殿本等纸张的纤维化验，已基本坐实此说。在书的装帧方面，殿本亦非常讲究，多用青色装饰书衣，配以黄色书签，典雅庄重。华贵者如康熙五十六年刻本《万寿盛典初集》，此书为庆祝康熙六十寿辰所编著，采用黄丝线装订，五色云龙团寿纹织锦函套，洒金笺题签书名，彰显了宫廷刻书豪华富丽之气象。

乾隆一朝殿本至极盛

至乾隆时期，官府修书、刻书空前繁荣，武英殿刻书也发展到鼎盛时代。康、雍时期，所刻史书较少，而乾隆则比较重视史书的刊刻，钦定“二十四史”，并由武英殿修书处刊印。其版式行款为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字体严整，被称为“殿本二十四史”。

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起，为节约工料，武英殿开始大量用木活字刻书。因“活字”之名不雅，乾隆赐名“聚珍”，印书一百三十八种，此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般的活字印刷，边框多为拼接而成，故版框四角有时不能完全合缝。而聚珍本的特点在于，版框完整，四角无开裂，界栏也与上、下版框衔接严密，系套印而成。版心之上题书名、中标卷数，下为页码及校对者姓名，亦非活字印刷，均为嵌入。正文部分则与一般活字本无异，墨色浓淡不均匀，行字不甚整齐。字体则为方体字，笔画相对匀称，版面疏朗，用洁白均净的连四纸（或称连史纸）及黄色的竹纸印刷，装订划一，令人赏心悦目。乾隆四十一年（1776）将该丛书颁行东南五省，并准许翻刻，浙、闽、赣、粤等地纷纷开雕，不过已为雕版，而非活字，这些翻刻本则被称为“外聚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