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屈原》

郭沫若将屈原视作“革命”的、“进步”的诗人，他说：“屈原所创造出来的骚体和之乎也者的文言文，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白话诗和白话文，在二千年前的那个时代，也是有过一次‘五四运动’的。屈原是古‘五四运动’的健将。”又说：“屈原不仅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民族诗人，而且的的确确是很有革命性的革命诗人。他的艺术是富有革命性的艺术。”此类认识是站在语言和文体层面的革新上，而后，他又进一步在政治维度上发挥了对屈原的评价：“但屈原之为革命家似乎只限于他在文艺工作上的表现，关于政治思想方面，他的革命性却没有这样的彻底。假使他能把利用民间文艺的手腕扩充起来，象他后一辈的项梁那样，能组织民间力量以推进政治，秦、楚所争的霸权，尚不知鹿死谁手。但他不能这样，却以自杀的结局完成了一个诗人的性格。”（《沫若文集（第十二卷）》）这一判断已把诗体创新、文学变革中的屈原邀入政治变迁和人民革命中来，其根源在于郭沫若本人对政事的热衷以及他的唯物史观思想。

郭沫若在《题画记》一文中依据傅抱石之画叙述了自己对屈原和陶潜的认识，也与上述观点同源：“我要坦白地承认：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儒家思想的，我觉得这是正轨的中国的现实主义。二千年来虽然在表彰儒家，其实是把儒家思想阉化了。老、庄思想乃至外来的印度思想，那种恬淡慈悲的心怀，在个人修养上可以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发明，但在救人济世上实在是不够。救人济世的方法在儒家也还是不够，这是时代使然。在我们遵守现实主义的人，不用说也还需得有新的发明和补充的。”他所谓的“救人济世”并非儒家的传统言论，而更多的是源于唯物史观和人民立场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