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穉登小楷书题《湘君湘夫人图》

二、王穉登题跋文字的讨论

王穉登（1535—1612），字百谷，长洲（今苏州）人。据《明史 ? 文苑传》记 ：“吴中自文徵明后，风雅无定属，穉登尝及徵明门，遥接其风，主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文徵明长其六十六岁，故徵明与其交往在晚年，所谓“遥接其风”。《大观录》《江村销夏记》著录文徵明次子文嘉与王穉登题《湘君图》，同为万历六年戊寅（1578）七月，距文徵明创作《湘君图》的“正德十二年丁丑（1517）二月己未”，正合文嘉所记的相距“六十二寒暑”。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湘君图》王穉登题跋文字，需要讨论的问题为：其一，王穉登题跋中说是其“少尝侍文太史（徵明）”时，听其说起此图，而“今更三十年”才得见此图真迹。题跋未署年款，也就无从得知他何时知道，又在何时见到此图的确切时间了。假定按《大观录》著录王题的万历戊寅（1578）计算，则王穉登在其十四岁时，从八十岁的文徵明那里得知此图，又到四十四岁才得见此图，如此似符合“少尝侍文太史”。问题是，已经创作了丰富书画作品的八十老翁文徵明，会情有独钟地记住《湘君图》，并向一个十几岁的小青年叙述吗？他的儿子文嘉反倒在题跋中无任何表述，似乎毫不知情。如果王穉登在十四岁之后的什么时间内书题，则该图已先有文嘉的题跋了，似乎文嘉不知道的事，反倒是后来的外姓人知道得更清楚。其二，王穉登题说此图是“以赠王履吉先生”，即文徵明将此图送给王宠，但画面上没有任何与王宠相关的题记、印章。

文嘉在题跋中说“藏者其宝惜之”，也不知道此图曾为王宠所有。在文氏创作此图的前一年，即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的秋天，文氏曾到王守、王宠兄弟家中，并为之绘《落木寒泉图》，赋“过履约（王守）”七言诗。该图为《石渠宝笈 ? 初编》著录，七言诗辑入文氏《甫田集》中。此后不逾半年，文徵明又赠该图给王宠，是不是太过频繁了呢？其三，无论王宠、仇英，文嘉应该都与之有过亲身接触并十分熟悉，其题《湘君图》的万历六年戊寅同年的“仲春”，他为仇英《玉楼春色图》题云：“仇生负俊才，善得丹青理。盛年遂凋落，遗笔空山水……偶见此图，不觉生感，乃题数字于上，览者当宝之。”此图为《大观录》卷二十一著录。吴门四家中的仇英，盛年而卒，这是与之熟悉的文嘉的披露。

徐邦达先生据此得出仇英五十岁左右而卒的推断，并根据文氏弟子彭年在“嘉靖壬子（1552）腊月”为仇英《职贡图》所书跋“而今不可复得矣”，得出仇英那时已卒，又推断仇英生年约为弘治十五年（1502）、十六年（1503）间。为了辅助这一推断，徐先生历数了文献著录或现存仇英作品中有纪年的作品 ， 同时得出另外两点结论 ：一是仇英“和沈周、吴宽、祝允明、唐寅、王宠等人，多不能在成名后有所往来”；二是“凡文徵明所题仇画真迹，多在文氏的老年，又可见仇英的成就，不能早于嘉靖中叶”。按照王穉登的题跋，以及徐先生考订仇英的生年，则文徵明创作《湘君图》的四十八岁之际，已经教导十四五岁的仇英如何设色了。即使按照某学者关于仇英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的又一考订，仇英其时也不过二十岁左右。如果属实，那么仇英早年师法吴门画师周臣的记载，就应该补充为兼师文徵明了。而且为什么在仇英成名之前，文徵明的师友、子弟、门生大都与其没什么交往呢？综上几点讨论，王穉登的题跋，似应属于虚构的文字，反不如《大观录》等书著录的王题更为可信。

三、相关作品间的比鉴

《湘君图》绘湘君、湘夫人为二仕女状，“淡设色画，衣纹作游丝描，主色只朱磦、白粉两种”。《大观录》一书记：“设朱碧色，能以幽淡取胜。”《江村消夏录》记 ：“运笔如丝，朱碧简淡。”可见，吴升与高士奇同记为“朱碧”的设色，即有朱红色、青绿色两种，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湘君图》有朱、白两色的设色并不相同。同样表明，著录本《湘君图》是另外的一本。《湘君图》为文徵明传世仅见的仕女画。本幅上有文徵明小楷书题，以及文嘉、王穉登的小楷书题，却均非罕见的孤本之作，因此可以用相关的作品加以比鉴。上海博物馆藏文徵明小楷《离骚 ? 九歌》卷，其中有“湘君”“湘夫人”歌词，因文字相同，方便比鉴《湘君图》上方所书。虽影印不甚清楚，但大致可以看出两者书字结构间似少有区别。而且，上海博物馆藏文氏小楷书，其笔法略显圆厚，与《湘君图》左下文氏所书五行小楷的题记书法更为接近（图4） 。但上海博物馆藏文氏小楷书，署年款为“嘉靖丙辰春三月之望”，即嘉靖三十五年（1556），文氏时年八十七岁。《湘君图》为文氏四十八岁所作，两作相距三十九年，似乎文氏所擅长的小楷书被定格不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