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史箴图》的山景和猎人

颇有意味的是，十多年前故宫博物院杨新先生参加大英博物馆收藏《女史箴图》百年所举行的研讨会上，曾提交《从山水画法探索《女史箴图》的创作时代》一文，认为《女史箴图》并非顾恺之所绘，而是北魏时的宫廷画家遵北魏孝文帝之命所绘。然而细读杨新之文，其实也仍然只能算作一家之言，且其主观推断过多，说就此即可推翻《女史箴图》与顾恺之的关系，并不能服人。

相比较而言，方闻先生在其文章认为《女史箴图》是6世纪后期南朝宫中临摹顾恺之之作的观点倒更让人信服，方先生认为《女史箴图》人物造型的立体感可说是受到张僧繇“凹凸画”立体化的影响，而且又保持了顾恺之用笔“紧劲连绵……笔迹周密”的风格。

无论是杨新先生，抑或方闻先生，所有这些观点，当然未必是定论，却是对宋代以来对《女史箴图》定说的挑战，对顾恺之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也是一种拓宽。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米芾、董其昌的观点依然是有其立论所在的。至少，《女史箴图》的母本一定是与顾恺之一脉相关的，包括司马金龙漆画，考诸历史与文献，其源头或也与顾恺之画学一脉相关。从这一角度而言，于《女史箴图》寻找晋人画风与文脉所在，其结果必然是不会让人失望的，傅抱石“二湘图”的创作即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