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自'五四'以后从名义上就落入了一个被新体诗排斥的地位。当然 ，这期间确实尚有些死心塌地喜欢它的痴心人;也存在着一些曾经反叛过它，企图连根拔掉它而后快，最后又终于大彻大悟投入它怀抱的人。但不管怎么说，诗词到了近现代确实走上了消沉的道路。可是在近二十年，不争的事实又是，人们掀起了大力提倡诗词艺术，特别是许多人投入了诗词创作。许多刊物，甚至电视也给了诗词一席之地。然而诗词创作的事实却是，水平依然很低，尚拿不出能够与唐诗宋词相媲美的作品！那么影响它发展的症结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怎样把诗词创作发展继承下去呢？

一

无论人们主观怎样努力，文艺发展总有着自己发展的内部规律，它有时并不依从人们的主观愿望。也就是说人的主观意愿并不能操控艺术本身的规律。相反，人必须去适应艺术规律，才能使艺术得到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文艺便不能发达，诗词的发展也是如此。

那么诗词的发展规律是什么？我想，答案已经有了，一千年前的杜甫已经告诉了我们，那就是:文章憎命达。

杜甫此句诗表面意思是，诗能使人走向穷困。换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只有困苦情况下才能激发诗人创作出好作品来。即所谓'穷而后工'。为什么会如此呢？难道这就是诗歌创作的规律？如果真是这样，难道我们的诗人非得以人为的堕入倒霉境界为代价，才能产生出好作品来？不，不是的。

从喜剧和悲剧来看，表现大喜总不如表现大悲更感人。原因是悲痛的事给人的刺激在内心深处留下的痕迹远比欢喜来得深刻。诗词方面也是如此。所以当诗人把欢喜以诗 的形式呈现出来时，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会受到多少感动，更何况是别人了！而当代有大悲的人不见得是诗人，诗人又不见得亲历过大悲，所以诗人中又有几个是在表现自己亲历的大悲痛？倘若少有的话，我们又怎能期待一批旷世的杰作出现？可问题又不能如此的看。众所周知，杜甫之所以写出了旷世杰作三吏三别，诗风沉郁凝重，他确实经历了安史之乱，自身遭受离乱。但更重要的是他以一个诗人的身份目睹了人民遭受离乱兵苋的苦难，并不完全因为他自己也是受害者就同情人们的遭遇。所以他才能写出如泣如诉的作品。

我们例举杜甫的目的是说，优秀的作品之所以深刻感人，是因为诗人能够在大悲上作文章。其实诗人并不必亲历大的悲苦，完全可以凭借人先天所具有以己度人的本领揣测体验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悲苦。关键是他要主动的去接触那些悲苦命运的人。这就需要诗人能够到生活中去发现，近而表现这些富有悲剧色彩的素材。所以必须去掌握素材，以加工，改造，提高，表现生活为己任。当然，不是说诗人一定要到生活中去寻找悲剧素材而摒弃喜剧素材。其实悲剧喜剧素材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生活中的素材形形色色，千奇百怪，其中并不缺富于悲剧效果而又有意义的素材。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他的诗作中总是有悲有喜的。

二

当代诗人必须提高自身的学识和文化修养。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写诗词也是如此。诗人之所以必须具备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底，是因为诗词是文学的最高表现形式。它需要用极其精炼词语，准确生动，含蓄隽永地去表达丰富的内容。这就是说，诗人一定要具备历史，天文，社会，文学等等知识才堪负此重任。所以古人针对诗的创作说:'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当然，我们不是说必须在这些方面都做到精通，头脑中必须在这些方面储存有一定量的知识后，才能够在写作时得心应手，产生出佳作来。以往诗人提高自己的诗素质，其中就是要记忆许多词汇，典故，并要学习练字练句，练就把死词汇，死典故活用的功夫。而如今的'诗人'们头脑中究竟储备了多少诗词创作必须的'文选'中的事典文典？储备了多少保持诗词味道及间架解构所必须的词语？又有多少人具备了可以创新活用典故词汇的水平？再者，诗人对于生活中涌现的新事物，新词语是否关注了？且已经具备了使之与固有思想，词语交融不生涩，产生亮点的能力？

也许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没有这样的文学知识修养并不会影响诗的创作。因为从'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一类诗词中确实看不出有多少学问含量。一点不错，但须知的恰恰是，倘缺少了上面所说的条件，就不会有如此看似平白而优秀的作品产生。我以为诗词创作永远是一杯水与一桶水的关系，他永远是学问的艺术，艺术的学问，不是仅有生活和表达能力就可以胜任的直录。在这里我们只要拿来王勃的'腾王阁序'，就可从那几乎是一句一典，而又运用得挥洒自如的手笔中体会到词汇和各种知识的重要。可以说没有这些知识为根基，就不会有王勃，有就不会有王勃那些好诗。要知道有唐一代的诗人大都具有这样的文化水准。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唐诗形成了令几代人仰望的高峰，有唐全体诗人文化素质应该是形成这不可企及高峰极其重要的基本因素吧！所以，溯古看今，我们再检点一下眼下自己这支诗词创作队伍，不就清楚它堆土成山的战斗能力了吗？

这里须表明一个问题，即本人以上观点旨在使诗人创作时的笔精到些。譬如工匠手中的工具，越是好，刻画能力越强，在制作时越能左右逢源，多出精品。应知掉书袋和正确使用典故，花里胡哨和词汇丰富本质不同。掌握度，适量的标准是自然而然。这个准则，乃是过去，未来创作出词彩华美的'滕王阁序'和平白优美的'鹅鹅鹅'的基本保证。

三

诗词创作水平要提高就必须继承它的优良传统。这就是把'兴寄'放在表现的首位。也就是说诗词要通过一定内容表现作者的怀抱和追求。诗人的字里行间绝不能空泛，即便是风花雪月的描写也要能使读者体味出诗人对国家人民的眷恋情怀，体味出诗人的志向和远大抱负。所以兴寄要求诗人是社会人，要有政治理想和志向，要具备一定的政治素养。当然，具有政治素养的人不见得是诗人或优秀诗人，但优秀诗人则必须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进一步说，具有良好政治素质的诗人不见得能够创造出优秀的诗篇来。但能创造出优秀诗篇的必定是政治素质高的诗人。其中的原委也很简单，那就是对社会人生没有极强的责任感，没有大彻大悟的涅磐式的理念支撑，我们很难想象这种诗人具有无私和正义感，能够为社会，为人民大声呼号，肯于直接去表现他们，或通过自身感受的描写中折射出对社会，人民理解的真谛来。

由此可见政治素质对于诗词中兴寄的重要了。兴寄要求诗人在诗词中体现出自己的怀抱和追求。以陶渊明白居易来说，他们的诗作都是明朗有责任心的。陶渊明诗作中体现着对正义，劳动，贫困和下层人民的真挚情感;白居易诗作中体现着对邪恶势力鲜明的痛恨，斥责立场。从他们诗中体现出的兴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具有的政治素质来。政治素质高的诗人笔下，无论大于洪荒宇宙还是，还是细微入毫端的抒怀，都决非闲情逸致的抒发，乃是寄托着他们对人生社会的感悟。是他们产生优秀作品的基础，是显示他们吟咏社会意义的脊梁。倘若他们没有这种政治素质，我们很难想象他们能留给我们那样多有正义感的好诗。

由此可见，良好的政治素质是兴寄的基础，是摆脱'唯我'小家子呻吟气的克星，是把诗人人生命运与社会，人民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是确立立脚点的关键。所谓小家子气就是缺乏兴寄。我们知道，诗篇是各自独立的，它们都隶属于某种题材，在表现上它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切入点，为此时代不同，情况不同，人们的感受也并不雷同。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每一类题材尽管有许多作品，但仍然存在着写不尽的空间。小家子气的作品很可能切入角好，但它再好，也属于艺术技巧范畴。好的诗词不但有好的切入点，而且要以兴寄为核心，否则它就不能算是优秀的诗词。为此政治素养的高下决定了诗的品位。否则尽管切入角再绝妙，表达技巧再高，丧失了品位也决不是上乘作品。同样，一篇作品体现出良好的政治素养，但缺乏很好的艺术手法也并非佳作。但二者比较起来，政治素养是主。这是因为，政治素质属于人生观，提高一个人的政治素养远比提高艺术表现力难。且政治素养在作品中体现是自然流露，不是刻意的表现。而艺术手段属于技巧的展示，是刻意而为，成功与否全在训练。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难理解许多老革命干部通过数年的诗词学习，就能写出颇有兴寄色彩，十分可观作品的缘由了。可见政治素养在诗词创作中的份量是举足轻重的。

四

诗词创作要发展，开拓出崭新局面就必须以鲜活的素材为依托。鲜活的素材不是指那些记忆中的旧账，而是指亲历即时的感受。当前诗词水平上一个层次的前提，是诗人必须打破自我表现的藩篱，从沉浸空泛的抒情日子里走出来，主动接触新鲜事物，写那些新鲜题材。

为此，我以为提高诗词水平的途径应该是提倡采风活动，让诗人深入到社会矛盾的漩涡中，到那里去体察党和国家的政策在基层中的实施情况。表达人民的苦难欢乐心声，反映他们的意愿，替他们说话;正视邪恶与正义的斗争，歌颂正面人物，事物，抨击不良倾向和邪恶。其实我们每日都可以从电视，报刊上看到许多好坏事件报道。发现，继续追踪这些事态，经过艺术加工升华，就可以写出鲜活感人的篇章。这些在一般新闻报道中都能感动人的事物，如果通过诗词的形式表现出来，更会显示出他独特的魅力。在这方面白居易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的'秦中吟'就是将笔锋直指黑恶势力，同情被压迫被损害人，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如今在信息化的时代，我们通过媒体可以获得许多可入诗词的材料，如果进一步通过采访式接触，一样可以写出打动人心底层，引千万人共鸣，传诵后世的名篇佳作来。

总之，有抱负懂兴寄的诗人完全不必把表现的内容集中在一己之身，把抒发自己小家子气情感视为唯一，而应以社会为表现的广阔天地。

以上从几个方面谈了当前诗词创作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古典诗歌要继承，要发展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要求。我们应该使祖先留下的这一瑰宝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得到很好传承，但重要的不在于守，而在于面向未来开拓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