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艺术的创作，离不开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正如英国艺术史家迈克尔·苏利文所言：“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接触过程中产生的创作冲动，至少部分原因处于文化之间的差异。”

“穆夏风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新艺术运动重要的内容，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商业化图像符号，风靡整个欧洲。穆夏本人受到了东西方不同文化绘画风格的影响，并融入自己个人审美趣味，逐渐形成一种流行的装饰艺术设计风格。《四季》系列就是其著名的代表装饰作品之一，作品少了程式化的形式，表达更为自然。

那么，穆夏是如何融合东西文化于作品中？他又是受到谁的影响呢？

可能周知的是，“穆夏风格”曾受到日本浮世绘的影响。但其实，最初给穆夏启发的是象征主义艺术的先行者保罗·高更。1890年，穆夏在巴黎结识了夏洛特夫人，并通过她的朋友圈认识了高更，一见如故加上艺术上的“合拍”，使两人很快成为朋友并一起合租了一个画室。穆夏与高更的关系变化还可以从他为高更拍摄的《在穆夏工作室弹风琴的保罗·高更》窥知一二。也正是这一契机成为穆夏艺术人生的转折点。

高更早期作品有着浓郁的印象主义特点，后转而追求东方绘画的线条与明丽色彩的装饰性，尤其对日本浮世绘版画在线条和物象轮廓的处理样式感兴趣。他的作品中巧妙地运用浮世绘的色彩平涂与轮廓强化的平面感装饰性特征，表现出强烈的象征意义。穆夏受到高更绘画理念的启发，其作品中也能看到高更的影子。同时，经高更介绍，穆夏还结识了纳比派的画家，这一流派以装饰和日本风格占主导地位。可以想见，穆夏作品中出现的东方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此也有间接的关联。

此外，早在1853年到1854年美国海军康莫多·佩里远赴日本签订贸易协定便开启了欧洲与日本贸易往来，日本的物品，尤其是浮世绘进入欧洲人的视野并很快引发了自上而下的“日本热”和西方艺术创作的变革。继1862年伦敦世界博览会上日本浮世绘版画首次正式展示后，1867年巴黎世界工业艺术博览会上又集中展出有幕府派遣参展的江户时代大家葛饰北斋的《北斋漫画》和《绘本武藏镫》，受到极大关注。此后，随着有关浮世绘的书籍、报刊、杂志等出版物的传播，浮世绘逐渐进入到欧洲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大量的市场需求外，一批西方艺术家开始质疑真实再现客观事物的艺术性，试图借鉴浮世绘注重线条和色彩，强调创作者主观感受的方法以对抗写实流派与摄影技术。在此大背景下，穆夏1887年秋到达巴黎后，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这不仅反映于作品中，如彩色石版画《完美牌自行车》，更是体现在其私人收藏中，他的藏品中不乏有大量的日本物件，包括扇子、立轴画、浮世绘版画等。

我们亦发现，“穆夏风格”对远东地区日本漫画风格的发展及上海月份牌的形成有过影响。20世纪初就有日本刊物模仿穆夏的作品，从技法相似度而言，耳熟能详的Clamp团队创作的《美少女战士》《圣传》《魔卡少女樱》与之更接近，加上Clamp华丽的画风，从绘画技巧到各类饰物、建筑都颇有  “穆夏风格”。由樱庭一树小说《GOSICK》改编的动画片头也有类似的装饰风格。“穆夏风格”甚至与20世纪20－30年代流行的以杭稺英为代表的上海月份牌画家在人物刻画表现上表现出众多的巧合与相似。这或可追溯到月份牌画最初的雏形是洋商为宣传产品而配发到中国的广告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