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古迹救护人员在德国伯恩特罗德的矿区找到了271幅画作，这幅让·安东尼·华多的油画《舟发西苔岛》就是其中之一

让我们走近那些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在博物馆里被看到的文物，致敬那些为挽救人类文明结晶所付出的努力，更提醒自己：在今天，文化遗产保护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全亚洲、全世界一起，用文明的力量守护文明。

穿过二战硝烟的“古迹卫士”，竭力拯救人类文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人类的浩劫，也是艺术品的噩梦。单说希特勒，这个“战争狂魔”对艺术情有独钟，“二战”期间在艺术品上实施的掠夺，不仅数量惊人，瞄准的往往还都是上乘之作。而对于他讨厌的画风，比如以毕加索、莫奈为代表的现代派画风，等待它们的则是被撕扯、焚毁、出售的灭顶之灾。

当时的欧洲战场前线，却也有一群“古迹卫士”，穿过硝烟，敌友不分，只为抢救、返还艺术品，为人类文明的延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今天看来，他们的作用甚至超过了百万雄师。

1943年6月，一支名为“古迹、艺术品和文献部门”（MFAA）的非作战部队成立。部队成员来自十几个国家，平均年龄40岁，参军之前，他们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历史学家、艺术家、艺术史研究者、大学教授、艺术品修复家、档案管理员等等，总之，各自具备与艺术品相关的专业技能。次年，英国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同时，二战期间还有更多的民间人士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自发保护文物。在这群不同国籍、身份的“古迹卫士”的齐心协力之下，扬·凡·艾克的根特祭坛画、达·芬奇的《抱白鼬的贵妇》等一大批西方艺术品最终得以保存，能够让今天的我们在博物馆、教堂中看到。而他们自己则或许为此付出了生命。1945年，一位英国少校就在克利夫一座14世纪的教堂里抢救雕塑时，被炮弹弹片击中，不幸遇难。

意大利艺术研究者伊莱利亚·达尼尼·布瑞在《抢救维纳斯:二战时期艺术品与古建筑的遭遇》一书中揭示，盟军自西西里岛登陆后，一群穿着军服却压根不像军人的古迹军官，就必须跟着先遣部队行动，在部队每一次推进时，都得走到最前线。他们人数不多，任务却极其繁杂、艰巨，比如需要对照古迹地图手册按图索骥，小心翼翼找到需保护的对象；需要在大军过境时，保护好周遭的所有珍贵文物，并协助紧急安置与修补，同时告诉指挥官，哪些建筑物历史悠久，哪些桥梁深具历史意义，不管进攻或驻防，这些文化遗产都必须小心避开，即使空中轰炸，面对千年古迹，飞机也必须绕道而行；需要在部队驻扎时，拾起一片片被炸碎的砖瓦，或从鱼贩、菜贩手中抢过那批被拿来当作包装纸的古籍书页，有时，甚至得为抢救被当成临时桌垫的名画，扫掉一桌的杯盘。

战争时期，“古迹卫士”的主要任务是保护艺术品不受损或搜索失踪的艺术品。到了战后，他们的工作重点则成了追回、整理、返还艺术品。

据艺术研究者林恩·H·尼古拉斯在《劫掠欧罗巴》一书中所述，归还这些艺术品，来自每个国家的作品要先进行识别。主体思路是首先按照国籍把艺术品归还至原属国家，然后再由当地政府出面，将作品归还至原主人或其亲戚手中。最终，各国的物品被交替运出，以免有些国家看起来受了优待，而且古迹救护官们为每个国家准备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作品首次运输。波茨坦会议后不久，比利时国宝——扬·凡·艾克的根特祭坛画成了第一件被返还的艺术品，移交仪式定在当年的9月3日，布鲁塞尔解放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8月中旬，这批板面油画在慕尼黑被装进十个箱子中，由上尉护送着装上军用飞机，等候飞机到达的过程中，竟然险些发生画作丢失的惊魂曲。法国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的回归，则装满73个箱子，从德国海尔布隆矿区的避难所运往大教堂。为了接收它们，法方同样举行了盛大的典礼。

值得一提的是，“古迹卫士”中也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便是其中之一。二战结束前夕，美军采取地毯式轰炸，空袭日本本土。1944年，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向美军拟定了一份建议书，指出日本京都和奈良所保有的大量古代建筑及艺术国宝，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在他参与绘制的军用地图上，这两个地方被标示出来，建议美军将其作为保护对象不予轰炸。或许，奈良和京都最终得以幸存，与这样的建议不无关联。

19000余箱文物的长征，跨越大半个中国

在中国，曾经上演过一出惊心动魄的国家宝藏“战略大转移”。上万件文物经历长达25年的迁徙，跨越大半个中国，没有一件丢失，没有太大毁坏，堪称世界文物史上的奇迹。这便是故宫文物南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故宫文物危在旦夕。文物南迁以避兵火之乱，此后，这个建议不时被人提出，却也持续站在争议的风口浪尖，直到1933年1月31日山海关失陷，才终成一纸决定。1933年2月6日至5月15日，故宫博物院、颐和园等机构的19557箱文物分5批南迁。其中故宫文物13491箱，包括书画、瓷器、铜器、玉器以及各种珍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