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齐白石的《芭蕉书屋》在北京瀚海拍卖公司拍出9000万元高价。在拍卖之前，陈东升特意赶到这家拍卖公司，和这幅画合影留念。

他跟这幅画儿，有一段长长的故事。

1994年，陈东升高价拿到了齐白石的三幅画，其中就有这幅《芭蕉书屋》。画的主人开价20万美元，而齐白石作品当时拍卖的最高纪录是160万元人民币，市场上认为这幅画只值80万元。在费尽力气宣传推销之后，《芭蕉书屋》在嘉德拍出320万元高价，另外两幅画作—齐白石的《松窗图》和《山水册页》(12开)分别拍出190万元、550万元的高价。香港的拍卖公司认为嘉德在搞“假拍”，但这三件总价过千万元的作品，“一下子轰动了，全世界都知道(嘉德)了。”他说，“那时完全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现在想起来会后怕。”

在1994年纽约的索斯比秋拍上，陈东升成了美国人的座上宾。时任索斯比总经理迪特·布鲁克斯，亲自招待这位他认为背景神秘的中国人。出乎布鲁克斯的意料，陈的气度和谈吐，显然不符合美国人对从封闭的“红色中国”走出来的商人的想象。

而在一两年前，创办嘉德不久的陈东升到香港观摩索斯比的拍卖时，还总是猫在角落里，弓着腰偷偷拍摄，学习别人似乎是一件随时会被发现和耻笑的事，最主要的是，他们这些官员出身的创业者还很不自信，“一下去香港见了这些东西，很神秘，一下从机关出来，真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在五星级酒店好多人举牌，几百万、几千万，我觉得蒙了。”

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学习。“嘉德做拍卖，一招一式就是跟着摄像机一点一点学的。”陈东升说，当时连现场如何拍卖、如何放古董、玻璃的厚度，他都去跟人一一讨教过。

“创新就是率先模仿。”这是陈东升的心得，也是92派企业家的幸运之处—1990年代市场经济刚刚启动，到处都是空白产业，模仿发达国家及地区企业的模式就可以获得市场先机。92派群体的另一个特点，是体制内精英下海，很多人就在国家机关的咨询研究部门工作，他们有“天然的信息垄断权”，比其他人更容易发现市场的空白点。用陈东升的话来讲，就是“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由于教育背景和掌握的社会资源，92派企业家很少从事制造业(他认为那是草根派见长的)，他们是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创立者。

“嘉德要是做成功了，我就是中国最大的古董拍卖商。当时想着那种行走上流社会的感觉，激动得一个星期都睡不着觉。”陈东升说。

陈东升坦言人生中有两次“心灵得到淋漓尽致释放的时刻”。第一次是嘉德第一次拍卖成功之后。公司全体员工在当时最时髦的萨拉伯尔餐厅喝得酩酊大醉，陈东升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着了，地上躺了两个同事，还有一个搂着厕所的马桶睡着了。“我当时就像一个农民，不知道老天爷会不会赏口饭。”陈东升形容创业时期的艰难，“你们说压力大心里会慌，我告诉你压力大是心里会冒冷汗。”后来员工告诉他，每天上班只要看见他脸上有笑容，心里就松了一口气；要是他阴着脸，“大家连大气都不敢出”。第二次是生儿子时，那种内心的激动，“我一辈子都记得，男孩！我妈真是那种中国传统老太太：哎呀！我们陈家有后了！那种激动的颤抖。”陈东升说，自己激动地骑自行车回家煮小米粥，路上就想“(儿子)有可能是总统、有可能个流氓。就是说，儿子给父亲的想象空间那么大嘛！”

嘉德也像“儿子”。从成立第一天开始，陈就希望它要成为“中国的索斯比”。这个梦想已经成真，嘉德已是中国最大的拍卖公司，中国的艺术品拍卖行业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1年，陈东升1994年拍出千万轰动价格的齐白石那三件作品，又重新出现在拍卖市场。其中《山水册页》在嘉德秋拍上拍出了1.9亿元的价格，《芭蕉书屋》拍了9000万元，《松窗图》拍了3000万元。

“(它们)过去是我的儿子，后来跑了，现在看到它们非常亲切。”作为中国拍卖行业的开山鼻祖，陈东升的骄傲之情无以掩饰。

嘉德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找到了市场空白。在1992年之后，从体制内下海的人有数十万之多，但成功者依旧是少数。“我成功的核心基因，一个是专业化，一个是市场化，两句加起来就是规范化。”陈东升说。

在做嘉德时，他定下的目标是：以后无论谁要买卖古董，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嘉德。当年他一手策划的三次大手笔拍卖，最终确立了嘉德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一次是嘉德1500万拍出的天安门开国大典的大红灯笼，“相当于今天的4个亿”；一次是550万拍出的名画《毛主席去安源》；1995年底，嘉德成功策划了“文革”时期画作的拍卖。那之后，他到东南亚出差，发现这些当时被拍成天价的毛泽东时代的艺术品，很多登上了西方媒体的封面。

陈东升对“专业化有种宗教崇拜感的理解”。在嘉德已经获得市场口碑的情况下，他并没有马上在全国开分公司—而这在商业环境并不成熟的1990年代是非常流行的做法，很多人一上来，马上全国开分公司，现在一家都没了。“我一上来很谨慎，就开了一家分公司。”

“幸好没有那么做，因为后来发现拍卖行业是一个相对集中的行业，不能分散。”他曾经拒绝了一位省长亲戚提出来的合作，对方提出乐意给嘉德交管理费、挂牌开分公司。“在当时拒绝这样的人是要有勇气的。”

有嘉德的探索在先，泰康人寿的发展更加容易些，只在申请保险牌照时经历了四年漫长的等待。“泰康成立后，我跑遍了十几个国家，走了二十几家保险公司，还是依葫芦画瓢做起来的。”陈东升说，泰康对国外保险公司的学习非常细致。在泰康的总部大楼，电梯里挂的不是广告，而是一个欢迎栏，来访者能够一眼看见这家公司的用心。“这是我在瑞士再保险公司学到的，他们在电梯里挂的都是通知，我把它改良了一下。”陈东升说，市场经济在西方走了上百年，他们的公司是有生命逻辑的。“我们不懂，那就先拷贝，慢慢就会明白。”

陈东升用“三级跳”形容泰康的发展：1996年成为《保险法》颁布后首批股份制人寿保险公司；2000年引进7亿外资，建立了全国网络；2006年净资产不到20亿，2011年净资产已达到130亿。在2005年开始的那一轮中国股市股权分置改革中，泰康是最成功的机构投资者之一，“我们抓住资本市场的机会，赚了300个亿。”泰康抓住的不仅仅是股权分置改革这样的机会，还有中国未来10－15年间进入消费时代带来的巨大机会。“中国13亿人绝对把泰康抬到进世界500强！”他说，即便只有25%的中产阶层，那也是几乎和美国人口等同的、庞大的消费力量。中国正在释放的消费潜力，从泰康的保费略见一斑—2006年泰康人寿保费为400亿，2011年已达到820亿。按照陈东升的规划，未来五年，泰康人寿将启动“1511”工程，目标达到资产1万亿，净资产500亿，利润100亿，客户数量1亿。

“年轻时候总是很着急，恨不得一天做十件事，第二天就成功。”陈东升说，“后来我说一年只做一件事，后来又我说三年只做一件事，现在我说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他总结了一句话：企业三年决定生死、五年站稳脚跟、八年小有基础、十年小有品牌、二十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