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博览会产业已改变其原有格局，开始与国际接轨并形成竞争格局，涌现出诸如“艺术北京”“香港巴塞尔”“西岸艺术博览会”等优秀的专业艺术博览会。当然，在看到当前我国的艺术博览会逐渐向专业化、国际化发展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一些形式化地片面追求国际展会的操作方式而导致的形似而神不似问题。如目前国内的艺术博览会普遍存在着一个倾向，即盲目强调参展成员的国家配比。诚然，丰富的参展国家是展会国际化的一个评判标准，但一味强调国家配比只能是从形式上保证其“国际化”，在一些博览会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国外低水平画廊因其国际身份而登堂入室，这样既会影响展会的整体水平也会影响其他高水平画廊再次参与的热情，这样，导致一些艺术博览会陷入只追求“形似”的误区中。国际化的前提是专业化的完善，盲目追求国际化而不考虑实际情况与本土因素，便会变得徒有其表而没有任何意义。在操作上，简单的模仿也使得展会的品质流于浮表。

诚然，西方博览会产业的发展是在西方市场经济与艺术史连贯性发展中得以产生与完善的。而我国的艺术博览会是在当代艺术断裂式发展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下产生的，本身体制与艺术环境的缺陷对其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束缚。但产业经营者对于博览会自身发展规律与当代艺术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艺术博览会产业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上缺乏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也难逃其咎。这些综合因素往往导致一些艺术博览会成为一次次品质不高的商业展演，而不能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文化品牌。此种现象既体现出艺术博览会产业发展的主客观困境，同时也投射出我国目前艺术博览会产业中无法避免的趋利心理与行为动机。

艺博会肩负艺术教育职责

市场像一把双刃剑，产业的专业性定位就像刀锋，准确的定位可以使其所向披靡，失败的定位也会伤及自身。按照公共经济学的说法，文化艺术产品或是一种公益品，或是一种公害品，其本身具有外部效应，因此面对艺术行业的商业行为时，不仅要关注经济参数的作用，更应该对其文化和社会的参数予以充分重视。由此，衡量艺术产业的标准不能局限于制造了多少货币经济，更应关注文化的积累与社会生活品质的提升。尤其在我国民众的文化艺术素养还处于一个较低的阶段时，艺术博览会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艺术教育的社会职责。但很难想象一个一味降低标准和艺术质量的低端市场形态如何能够担当起这一责任。拉尔夫·史密斯认为，当代美学面临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必须尽一切可能，对现代艺术加以筛选，把那些真正对人有益的艺术与那些对人类无益的艺术区别开来。缺乏对真正的艺术和伪劣艺术做出区别这个事实已经对当下艺术文化产生严重后果。”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学家豪泽尔的观点更具启发意义，他指出：“民主和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艺术要降低到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准，去满足人们对艺术的一般要求。相反，它意味着真正的艺术创造应面向更广阔的社会阶层，应该逐渐地为人们所了解。只有较低的文化阶层和水平提高了，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普及，艺术普及不是说受众都应该降低到傻瓜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