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王羲之的《十七帖》中，存在着一组内容上与药物、养生密切相关的尺牍，如《药草帖》、《胡桃帖》以及本文的研究中心《天鼠膏帖》。这些尺牍往往篇幅短小，内容具体，与其谈论仕隐出处、山水感怀的其他书帖相比，更贴近其日常生活的真实肌理。《天鼠膏帖》全文仅“天鼠膏治耳聋，有验否？有验者乃是要药。”十六字，询药之间，关切之情与实用目的跃然纸上。

然而，此帖的学术价值远不止于此。其简洁的文本背后，关联着王羲之个人长期被耳疾困扰的身体经验，以及魏晋士人阶层普遍热衷的服食养生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特定的书写内容与心境，似乎深刻地影响了其书法形态的呈现——其笔法的爽利劲挺、结字的奇崛对比，皆可视为其内在生命状态（包括病痛感受与求生意愿）在笔墨层面的投射。目前，学界对《十七帖》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整体书风或如《瞻近》、《积雪凝寒》等抒情性较强的名帖，对《天鼠膏帖》这类“功能性”尺牍的专门性、综合性研究尚显不足，尤其缺乏将物质文化、身体史与艺术形态学相结合的系统探讨。

有鉴于此，本文拟打破学科壁垒，对《天鼠膏帖》进行一次跨领域的深度解读。首先，从历史与文献入手，考证“天鼠膏”为何物，并将其置于王羲之的个人病案与六朝医药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理解。继而，转向艺术本体，对其笔法、字法、章法进行精微的形式分析，揭示其技术构成与美学特征。最后，在比较视野中，定位其在与《药草帖》、《远宦帖》等作品的互文关系中所彰显的独特价值。通过这一系列研究，本文期望能证明，正是这些关乎身体与物质的日常书写，为我们理解王羲之这位“书圣”作为一個活生生的、有痛感、有需求的“人”，及其艺术与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提供了最为真切动人的入口。

一、身体与物性：《天鼠膏帖》的医学史与文化史语境

要深入理解《天鼠膏帖》，必先穿透其文本表层，进入其所由产生的物质与生活世界。

（一）王羲之的疾病叙事与身体经验

王羲之的尺牍是其个人生活的“日记”，其中充满了对自身病痛的记录。除了《天鼠膏帖》直接询问治疗耳聋的验方外，在《告姜道帖》中亦有“吾近患耳痛”的明确陈述。此外，其书信中提及的“头痛”、“齿痛”、“腹痛”等不一而足。这些碎片化的记录，拼凑出一个被各种慢性疾病困扰的晚年王羲之形象。尤其耳疾，关乎视听，对于一位需要凭借敏锐感官进行艺术创造的文人而言，其困扰可想而知。这种长期的身体不适，构成了他频繁询药、求助于各种方剂与养生物品的直接动因。

（二）“天鼠膏”考：名物、功效与服食文化

帖中核心物“天鼠膏”，清人包世臣考其为“飞鼠”或“猞猁孙”（即猞猁）所熬制之膏。无论是何种动物，其共同点在于皆属当时认为珍稀的野生动物，其皮毛贵重，而其肉体脂肪或骨骼熬制的膏方，则被赋予特殊的药用价值。以动物油脂入药治疗耳疾，是古代中医学中常见的思路，其原理或基于润滑、渗透等直观想象。这帖所反映的，正是魏晋时期“民间偏方”在士人阶层中流传与应用的实况。

更为宏阔的背景是六朝盛行的“服食”文化。士人如王羲之，为求长生或精神超脱，普遍服用“五石散”等丹药。此类丹药药性燥热，服用后需“行散”以发散药力，过程中身体会产生发热、敏感等一系列强烈反应，同时亦需辅以其他药物来调理、抵消其副作用。因此，王羲之尺牍中提及的各类药物——从天鼠膏到胡桃、药草、青李、来禽等——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药石网络”。它们部分用于治疗具体疾病（如耳聋），部分则用于平衡服食带来的体内失调。梁少膺的研究即指出，王羲之既在山中寻找药草，亦在园中种植，可见其对医药的依赖与投入。《天鼠膏帖》中的“乃是要药”四字，语气急切而肯定，充分体现了其在病痛困扰下，对任何一种可能有效的疗法所抱持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