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的《艺术评论》，其特别报道《收藏大家庞莱臣后人与南京博物院纠纷案调查》，读后让人感慨良多。这是社会鼎革之际，文物书画转移的一个实例。和清朝开国后的南画北渡一样，历史不断在重演。类似的纠纷，虽然浮出水面的并不多，但水下暗流潜伏、波谲云诡的公私争斗，远非官话可以简明扼要地说来。

今年以来，《文汇学人》和《上海书评》，陆续有人撰文纪念周叔弢、周一良父子。特别是羊城王贵枕《可居室藏周叔弢致周一良函笺注》的摘要发表，（《上海书评》2016年5月22日）披露1952年5月19日，周叔弢这天的信函很醒目。谈其5月13日，参加过唐山启新工厂“三反”批斗大会归来，“从此我从鬼变成人矣。……我现决定将全部藏书（善本与普通本、外文书籍）捐献政府，拟指定交北京图也。”（“北京图”一语，似有漏字）此信下面有两个注释，第二个尤其不可忽略，“弢翁日记1952年6月29日：‘郑西谛（案郑振铎）来谈捐书事。赵斐云（案赵万里）以为是意外大事。’8月31日：‘张葱玉、赵万里、高希曾来取藏书。’”

这条注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很显然，闻讯周叔弢要捐出藏书，是郑振铎亲自出马到津门来，由此落实并加快了周的捐赠之举。对此，不要说天津主政者黄敬怕有隐情，就连经办人赵万里也深感意外，没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重要善本书籍715种，2672册。（点收）张珩、赵万里。”在这里，郑振铎是一身正气的黑面包公，张葱玉和赵万里乃王朝马汉。

早在1950年，郑振铎于《一年来的文物工作》总结里说：“自解放以来，人民自动把私人收藏的图书、文物捐献给人民政府的一天天的多。”“在这一年里，捐献的文物，重要的有刘肃曾捐献的虢季子白盘，朱桂萃捐献的岐阳王世家文物，熊述匋捐献的能原镈，张子厚捐献的汉石羊，张伯驹捐献的宋人尺牍、董其昌画卷，赵世逻捐献的水利资料，傅忠谟捐献的宋写本洪范政鉴，百衲本资治文献鉴和其他宋元明本，常熟瞿氏兄弟捐献的宋元明刻本及钞本，翁之熹捐献的宋金刊本和明清抄校本书等，这些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已。”（郑尔康编，《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9月版）另在1953年，郑振铎又以国家文物局长的身份，给人在上海的徐森玉致信，点名庞莱臣藏品中仇英的《江南春》，指示曰“非要不可”。黄裳当年，自称是追星族，不仅单相思恋着“甜姐儿”黄宗英，也曾手持佳本，默默而恭敬地，直要大名家郑振铎亲自签名留念。但他暮年在斗气文章里频发脾气，有一次竟然对曾经仰慕的西谛先生“大吐槽”。始末缘由，大半因藏书的聚与散有关，内幕可以触类旁通。

苏精撰著的《近代藏书三十家》，《周叔弢自庄严龛》和《郑振铎玄览堂》双双并列在册。之前的人物与现当代文化史研究，对郑振铎的评价，都是一路褒扬多多。可是，大人物亦如大树，一日之际，随着阳光的直射反衬变化，视觉也应该是多方面的。从来燕榭主人黄裳先生最后对西谛先生的抱怨，反思周叔弢仓促捐书，庞莱臣等一代藏家自己或家属先后捐献文物书画的例子，现在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有再讨论的空间。

（作者系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