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绘图形杂字》内页 （木版印刷） 资料图片

艺术表达之生动，是“对相杂字”版画插图的重要特点。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众多坊间刻本“对相杂字”，突破了主流文人绘画的审美观念和题材限制，刻工们以刀代笔，以真实而生动的艺术图像诠释书中字词，实现了模式化图像的个性化表达。其中，清代雕版印刷因多选用质地细密的枣木或梨木，使得作品呈现出精致细腻的雕刻面貌，阳刻与阴刻相互映衬，形成了极富美感的黑白韵律，带有浓重的“木味”与“刀味”，已初具现代版画的审美特征。

试看树德堂版《新绘图形杂字》第5页插图，画面中大部分动物形象都采用阳刻表现，但其中的狗与猪以阴刻塑造，牛、乌龟、螃蟹则采用阳刻与阴刻相结合的手法描绘。黑白分明的线与面相互交织，呈现出古朴、苍劲、明朗的艺术风格。阳刻与阴刻交替运用的典型例子还有木刻版“对相杂字”中的植物形象。如《绘图庄稼杂字》中的棉花，其茎部采用阴刻，花冠则运用阳刻，在清晰区分出植物各部分结构的同时，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感和视觉张力。

清末民初，石版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并得到广泛传播，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的雕版印刷模式。包括“对相杂字”在内的众多蒙学读物逐步由木版印刷变为石版印刷，上海鸿文书局、育文书局、广益书局、昌文书局等都印行此类书籍。

石版印刷技术大大提高了图像印制的精细程度，“对相杂字”也从原本一页三排或四排的图文布局逐步变为五排、六排，甚至八排。同时，新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插图艺术风格的转变。如民国十九年发行的《国音看图识字》的第11页插图，画面主题同为各类动物，但其形象主要以线条塑造，带有明显的手绘风格。细细观之可发现，创作者采用了密集的线条表现颜色较深的动物，如黑熊、乌鸦、猩猩等，使其呈现出丰富的肌理感，犀牛与老鼠的塑造甚至运用了西方素描的排线手法。可见，彼时的版画插图创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西方绘画理念与技法，呈现出崭新的风貌。

“对相杂字”作为图文结合的蒙学读物，承载了丰富的历史记忆和厚重的文化底蕴。通过这些书籍，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别的视角去了解彼时中国的社会面貌与文化习俗。时至今日，书中那些别具韵味的插图依然传递着美的价值，亦为当代蒙学读物的创作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作者：刘益春（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