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作《桃源图》立轴 香港苏富比供图

自1949年12月离开成都，张大千与家人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涯。因此流亡成为张大千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即身份的焦虑。他们先后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区与国家居住，其间还游历过意大利、法国、英国、瑞士、西班牙、日本、韩国。而这个流亡的过程持续了几十年，文化冲突加上身份焦虑，这虽痛苦，但却成为张大千泼墨泼彩艺术突破的一种灵泉。

在漂泊海外的生活中，起初张大千期望通过外在的标签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比如穿长衫、戴东坡帽、说四川话、写诗填词等等。然而，身处异域文化传统中，加上现实生活环境，让处处有意通过中国文化元素，宣示自己文化归属的张大千显得格格不入，而且越激烈地对西方文化的对抗行为，也并没有让张大千获得平静，反倒加重心中苦闷。1957年，张大千在题画诗《怀乡》中写道：“不见巴人作巴语，争教蜀客怜蜀山？垂老可无归国日，梦中满意说乡关。”这首诗也印证了张大千的内心情绪，对家国的思念，其背后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