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们表示，尤其是对于一些抗风险能力较低的小规模文化企业，在政策上应相对给予倾斜。对此，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创新工程首席专家祁述裕建议，一方面，要给文化企业减负，酌情降低企业的税费，这是后疫情时期推动文化产业创新非常重要的一点。另一方面，要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为文化产业“松绑” 。“现在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实际上深入进去会发现这些企业在发展当中还是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就有市场准入门槛过高的问题。要给文化产品、文化内容创作‘松绑’ ，在对文化产品内容创作进行监管时，要更多地考虑到线上产品即时性强、更新快、生命周期短、开发风险大等特点，更多地加强事中、事后监督，减少事先的审批，从而实现科学监管。 ”祁述裕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应急响应机制、联防联控机制、社会动员机制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到目前，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当中，文化应急管理体系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无论从立法，还是从国家应急管理部的一些现有的法规条款来看，都存在短板。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长范周看来，构建文化应急管理体系、搭建体系化的产业链、保障应急时期优质文化内容的供给十分必要。范周建议，将文化应急管理体系纳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计之中，建立起文化应急管理体系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之间的联系机制。要建立风险评估、风险防范、应急处理、事故调查、执行反思等一整套工作机制，厘清权责体系，完善文化应急体系配套工程，将文化应急落到实处。此外，建设文化应急管理体系还须坚持主体多元化原则，积极吸纳包括志愿者队伍、心理咨询队伍等在内的社会应急力量，建立政府应急力量、专业应急力量、社会应急力量一体化系统，通过多种途径培育群众的社会风险意识，建立事前、事中、事后针对社会人员、物资、资金等的统筹协调体系，让社会资源充分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