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胡商俑、牵驼俑和载货陶骆驼的组合以及胡商图，随着时间发展，有自身演变兴衰的过程。从时间上看，牵驼俑和陶骆驼的组合大规模兴起于北魏定都平城前后，在 内蒙古自治区北魏墓、大同司马金龙墓和大同师院北魏墓群已出土有胡俑及陶骆驼，在迁都洛阳后，诸多北魏墓又出土载筐骆驼和载货卧驼。北齐墓中，又出现了骑 驼俑。进入隋唐，胡商俑与载货驼的数量、形式又有增加，如载货驼上骑一只猴，驮袋的形制与种类也成了多种多样，反映了隋唐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晚唐以降， 随着社会的变化，胡商俑及载货驼在随葬品中越来越少。

2。骆驼、马、驴驮载的货物种类主要有丝卷、锦帛、毛皮等，是胡商俑组合与胡商图 中最常见的货物，由大多数骆驼载有丝绸看，将东西方商贸之路定名为丝绸之路，是名副其实的。骆驼、马、驴的驮载物除丝绸等外，还往往有水壶、毡帐、大雁、 肉条、野兔等，此类物品不是商品，而是胡商的旅途生活品。有一种骆驼所载的用木条制成的驮架，在夜晚住宿时，还可能被用来搭撑毡帐。大同北魏墓即与胡俑陶 驼共出过陶制毡帐模型。

3。胡商俑陶驼的造型也有个从呆滞到生动、由写实到艺术化的过程。不论是牵驼俑，还是陶骆驼和陶马，早期主要表 现的是写实性与象征性，北魏前期的胡俑与陶驼基本上就是如此。从北魏晚期和东魏开始，迈开了由写实到艺术化的步伐。骆驼中出现了卧驼，北齐时，又出现了骑 驼俑，发展到隋唐，导致出现了活灵活现、多彩多姿骑驼俑与三彩骆驼。

葬具碑刻：这一类型文物中的一个重要题材就是胡商贩马图，在山西北 齐壁画反复出现，直到唐代墓葬还有胡商贩马图。唐代上至皇帝，下到各级官僚，都喜爱骏马，不远万里来献马的胡人络绎不绝。通过胡商贩马，我们可知，一、西 域良马是丝绸之路的大宗商品，在战争时期，甚至是中国最需求的主要商品。西域良马进入中原的渠道很多，除贡品外，主要是贸易，贸易方式之一，就是以物易 物，以良马换取丝绸。二、西域诸国出产良马，许多人牧马为业，自然善于养马驯马，前文诸图所见胡商贩马图就是证明。敦煌290窟中心塔柱西面龛下方有幅北 周《胡人驯马图》，驯马人身着胡服，短发，手举马鞭，正在驯服一匹红色烈马，这个驯马的胡人就是粟特人。在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槨底座右壁中，也有粟特人驯马 图像。凭借驯马特长，许多粟特人成为中国马场的官员，为中国繁育了品种优良的军马。三、北朝粟特人贩马图以艺术的形式记录下丝路贸易的重要方面，提醒了对 丝路马匹贸易的重视，尤其是，这种形式延绵不绝，直至宋元明清，都有该题材的图画陆续问世，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长期的马匹需求和丝路贸易的轨迹。

舞蹈音乐：在云冈石窟诸窟雕刻着西方传来的琵琶、箜篌、筚篥等数十种乐器，多达数百件。云冈石窟12窟因为乐器多，被称为“音乐窟”或“佛籁洞”。这些丝路传来的乐器，在北魏墓葬绘画中也是屡见不鲜。舞蹈如“胡腾舞”。

信仰习俗：北朝至唐代佛教石窟或摩崖造像，山西有300余处。云冈石窟诸窟是最好最早的物证。另一方面，佛教的传入为建筑格局带来了新的气象。当时唯一能和皇家相比的建筑就是佛教建筑，佛塔不仅成为当时中国的最高建筑，而且壮丽辉煌，令人敬仰。

工艺制造：《魏书·西域传·大月氏国传》载：“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 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至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2002年冬季，大同北魏墓葬中出土一个玻璃壶，形制 与随葬的陶壶接近，可视为本地生产玻璃器的物证。另外，《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葡萄栽培技术，当源于北魏。

综上所述，北魏时期，山西与丝 绸之路的交往最为密切，平城作为当时丝绸之路的东端应该是确有根据的。而且该时期来自丝路文物种类数量最为丰富，超过长安和洛阳。所以说，古代山西既是民 族融合之地，也是文明互动的前沿，这种融合与互动的结晶是，孕育了多民族的大一统观念。■

（作者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本文由陈诗悦、实习生盛逸心根据张庆捷11月1日在上海博物馆讲座整理。）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