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十条和第十一条。

第十条，非帝国的艺术必须是抽象的艺术，就这一点来说：它把自己从一切特殊性中抽象出来，把抽象这一姿态形式化。第十一条，非帝国艺术的抽象化不关心任何特殊的公众或观众。非帝国艺术和一种贵族式的无产阶级伦理联系在一起：它单独地实践它的诺言，对人群不加区分。

我想我们可以说明，在当下，帝国艺术就是可见的东西的名字。浪漫主义的形式主义就是帝国艺术。这是一个历史命题，也不妨说是一个政治命题。浪漫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混合就是帝国艺术。今天是这样，而且，举例来说，罗马帝国时期也是如此。今天的状况和罗马帝国晚期很相似。这是一个正当的比较，而且你们看，把美国和罗马帝国比较尤其准确。这样一比就相当有趣，事实上，这也是一个艺术创造的问题，因为晚期罗马帝国的艺术创造中有两种明显的倾向。一方面，非常像浪漫主义，有表现力的，狂暴的，而另一方面，某种极端形式主义的东西，政治上的坦率正直。为什么？当我们处理类似于一个帝国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也不妨说是在处理这个世界的形式一致性，不仅是美国，最终是庞大的市场，当我们有了类似世界的潜在一致性的东西时，我们在艺术创造中就有了形式主义和浪漫主义，有了两者的混合。为什么？因为有了帝国，就有了两条原则。第一，一切皆可能，因为我们有巨大的潜能，有世界的一致性。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一切皆可能。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形式，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言，并没有真正的法律，规定什么是可能的，什么不可能，一切皆可能。然而，我们还有另一条箴言，一切皆不可能，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选择，帝国就是唯一存在的可能，唯一的政治可能性。所以你可以说一切皆可能，也可以说一切皆不可能。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就有了一项艺术发明，形式主义，也就是说一切都有可能，新的形式总是可能的，还有了浪漫主义和虚无主义，因为一切都不可能，最后，我们有了两者的混合。而当代艺术告诉我们的无非就是一切皆可能，并且一切皆不可能。那就是当代艺术的真实内容。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有必要说明有些东西是可能的，但并非一切皆有可能，也不是一切都不可能，然而有一些别的东西是可能的。某些别的东西是可能存在的。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可能性。但是，发明新的可能性不同于实现一个新的可能性。这个区别是关键的，实现一个可能性意味着设想可能性是现成的，我要做的不过是想象这个可能性。比如，一切都有可能，我就必须实现什么东西，因为一切皆可能，然而，创造某些东西的可能性显然是另一回事。可能性不是现成的。因此，一切皆可能不是事实，有些事情并不可能，而你必须为那些不可能的东西创造可能性。这就是艺术创造的重大问题。艺术创造是一种可能性的实现呢，还是发明一种新的可能性？某种东西的可能性，说出某种东西可能性的可能性？如果你认为一切皆可能（也就是认为一切都不可能），那么你对世界的信念就完了，世界就是一个封闭的东西。它带着一切可能性，也就是带着一切不可能性被封闭了，而艺术创造性也就被封闭了，它在确认一切皆可能、一切皆不可能的形式主义的浪漫主义中被封闭了。

然而，今天的艺术创造，它的真实功能就在于说出某些东西的可能性，在于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但是，某些东西似乎没有可能性，我们又如何为它开创一种可能性呢？正因为某些东西本身没有可能性，我们才能够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如果一切皆可能，你就无法创造任何新的可能性。所以，一种新的可能性的问题也就是某些事物不具有可能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设定一切皆可能是不真实的，而且一切皆不可能也是不真实的，如果有些东西不可能，我们就必须说这些东西不可能。我必须创造新的可能性。这样，我认为，创造新的可能性就是今天的艺术的重大功能。在流通、信息交换，市场等等活动中，我们总是不断实现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无穷无尽的实现着种种可能性。但是，我们拒绝创造可能性。因此，这也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因为政治的真实含义在于创造新的可能性。一种生活的崭新可能性，这个世界的崭新的可能性。因此，今天艺术创造的政治决定性就在于是否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性。事实上，全球化给出的信念是，彻底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可能的。认为共产主义结束了，革命政治结束了，即给出了关于这一切的主流解释：不可能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不在于实现一种可能性，关键的是创造一种可能性。我们理解二者的区别。我认为艺术创造的问题就在于此。它向每个人证明，对于人的共有的状况来说，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