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3：《弘历扫象图》乾隆帝形象局部

由此可见，不论是化身为汉族文士还是佛祖菩萨，在这类仿古而来的行乐图中，乾隆帝无一例外的皆以汉装形象示人。这不免令人好奇乾隆帝的汉装装扮是否真实存在。

关于乾隆帝汉装肖像的真实性，目前学界持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画中乾隆帝的汉装装扮是真实存在的。 他以一个汉族文人形象出现，体现出满洲贵族入关之后逐步汉化的过程。从顺治帝强令汉人移装易服，到乾隆帝穿着汉族服装、摹仿汉族文人举止并请人画像，不过百年时间。 同时，也有学者指出自雍正帝到乾隆帝的汉装行乐装扮并非真实，都是虚拟出来的。因为在清朝历朝严格的衣冠制度下，不可能出现满洲皇帝汉装打扮的现实。

其实，对于汉装装扮真实与否的问题，乾隆帝自身早已做出回答。他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为金廷标摹刘松年《宫中行乐图》所做的题画诗中已透露玄机。此幅题画诗的第三首这样写道：“几闲壶里小游纡，凭槛何须清跸呼。讵是衣冠希汉代，丹青寓意写为图。”诗文中除去描述帝王出行的画面情节，还特别说明了画中人物作汉装打扮只不过是丹青游戏，并非向往崇拜汉朝衣冠。为避免误会，乾隆帝在三十六年（1771）编纂《御制诗三集》时，还特别附加一则小注：“图中衫履即依松年式，此不过丹青游戏，非慕汉人衣冠，向为《礼器图序》已眀示此意。”小注特别强调金廷标《宫中行乐图》中所绘人物之所以穿着汉装，是因为刘松年原画如此，因而未改，并不是对汉人衣冠有倾慕之情。

小注中提到的《皇朝礼器图式序》，是乾隆帝于六十年（1795）六月为《皇朝礼器图式》一书所作的序言。《皇朝礼器图式》是清代国家礼仪图典，书中包括祭器、仪器、冠服、乐器、卤簿、武备等多方面的相应规制。在序言中，乾隆帝谈及“五礼五器”的规制演变，主张区别对待前朝规制。对于礼仪祭器可以依照古法改变——“前代以盌盤充数，朕则依古改之。”但对衣冠制度勒令甚严，绝不许改变满族传统——“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袭。朕則依我朝之旧，而不敢改焉，恐后之人执朕此举而议及衣冠，则朕为得罪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序言结尾处，乾隆帝还将衣冠制度联系到国家兴亡——“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后之子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于以绵国祚承天佑于万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是为序。” 乾隆帝以北魏、辽、金、元朝为例，说明凡是改穿汉装朝代的后果即是亡国。面对如此惨痛的历史教训，必须慎戒。若不如此，乾隆帝会被视为不遵循祖制而得罪祖宗之人。

虽然乾隆帝仿古行乐图与《皇朝礼器图式》在功能上并不完全一致，但乾隆帝在行将禅位之时所作的《皇朝礼器图式序》可以作为其行乐图中采用汉装的参考。

作为马背上夺天下的民族，满族服装以窄袖短装为主，方便射猎及游牧的需要。 入主中原后，为同化汉人，清廷发出剃发留辫、改穿满装的指令。在遭到强烈抵制后，清廷采纳明朝遗臣金之俊“十不从”的建议，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服装的矛盾。 但这并不表明满族统治者放弃了本民族习俗。恰恰相反，自清代建立之初，满族统治者就非常重视维护满洲“国语骑射”的文化传统，包括满洲语言文字、衣冠制度以及尚武精神等。其中，“姓氏、发式和服饰”，是清统治者没有从汉族文化中承袭的“除外的特例”。 皇太极曾于崇德元年（1636年）在翔凤楼对诸王及属下颁布关于服饰的训诫，并让弘文院大臣宣读金世宗完颜雍的历史，称：“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族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试为此谕，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恐后世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人俗，故常切此虑耳。”皇太极感叹金代的衰亡与汉化的弊端有关，规定后世子孙除去战争出师和田猎两种情况下可以穿着便装外，其余场合必须穿满洲朝服。

服饰上的严厉政策一直持续。至乾隆年间，早已稳坐江山的乾隆帝面对臣下改穿汉服的进言时，依旧搬出皇太极的祖训加以回复——“联每敬读圣谟，不胜钦懔感慕。……我朝满洲先正之遗风，自当永远遵循。”乾隆三十八年（1773）又下谕：“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所愿奕叶子孙，深维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恪遵联训，庶几不为获罪祖宗之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时又再次就遵循祖制颁布诏令。这一规制到嘉庆时期还被不断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