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两版临作《兰亭序》

汉字笔划的构意性，使得汉字在 “阅读眼光”中也有自身的存在，尽管是边缘化的。比如 “一”、 “二”、 “三”， “木”、 “林”、“森”，其字形的象结构在阅读中也要参与意义的构成； “政者正也”(《论语·颜渊》)， “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章)， “王道通三”(《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其字形甚至可能在构意时暂时突显一下；等等。而且，这种自身存在不是对象化的，或者起码可以成为非对象化的。以上讲到的汉字笔画的阴阳本性，使其更多地作为互补对生的区别性特征而非构字原子而起作用，所以“木”、 “林”、 “森”的笔画不是在绘画般地象形，而也是“指事”和 “会意”，其中有动态的生成。我们的注意即便在转向它们的字形本身时，也不是转向这些笔画的物理对象形式，而是转向它们正在参与构成的意义形成过程。换言之，汉字的阴阳化的笔画，其本身就既不是对象化的，因为它本身总在隐匿,但又不是销象的，因为它的结体方式在影响着意义的构成。笔画的裂隙性就在于此，它总在无形有象之间，引出赋意，包括对于自身的赋意。字母却没有这种裂隙式的居中性，因为它本身追逐语音，代替语音，没有直接赋意功能，也就不可能在赋意时有反身的赋意。所以，当它们被当作对象打量时，就是物理形式的对象；而被当作语音符号时，就是被销象化了的材料。

（二）汉字全方位的语境化

1.汉字的境象性、气象性。

汉语的非屈折语的(non-inflectional)或“单字形式不变”(character-formal-invariability)的特点，使汉字获得语境的整体意义生命。西方语言比如希腊语、拉丁语、德语、俄语等是屈折语，它们的词形会随词性、词类、单复数、语态、人称、时态等改变，有时是相当繁复的改变，比如希腊语的动词变化，由此而传达出语法乃至语义上的信息。由于这种单词词形层次上的形式变换，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单词独立性，减少了语境或上下文对于句义乃至篇义的影响。比如一个由冠词和词根形式变化定位了的名词，可以放在句子中的不同位置上(例如句末或句首)，而不改变句子的基本含义。又比如，词性的形式区别使得词与句有原则区别，无动词不能成句，系动词构成判断句；句子与篇章也有原则区别，句子被不少语言哲学家认为有自身的意义，等等。这些都减少了单词、句子的语境融入能力，增大了单词、句子的形式独立性，由此也增加了对于标点符号的依靠，因为语境本身无法有效地决定句读的节奏。

汉语没有所有这些形式上的变换，所以汉字对于语境的依赖和融入是全方位的。汉字不是 “单词”，它们都是意义不饱和的构意趋势，从根本上等待语境来完形成意。一个 “红”字、 “道”字，可以是西方语法分类中的动词、形容词、副词、名词等，由不同语境构成不同的表现型。一个字就可以是一个句子，似乎只是名词词组，也可成句，如“枯藤老树昏鸦”。所以，对于汉语，语境就是一切。字的顺序、句子的阴阳对仗结构等等，都实质性地参与意义和句子的构成。无须标点符号，因为语境本身就有自己的构意节奏。“推敲”一字，或可使一整篇焕然一新。尽管汉语表述的意思可以非常恢宏、诗意，但也可以非常准确仔细。只有外行人，如黑格尔，才会怀疑汉字说不清道理。从汉字书写的角度看，则一笔可以是一字，一字也可以有二十多笔；一字(如“竹”)可以由不同部分组成，而它又可以是其它字的部分(如“簇”)。

总之，汉字无论是就它的构成方式，还是由汉语赋予的特色，都是全语境化的(radically contextualized)。这样，单个汉字的物理形式的对象性就被大大淡化。尽管如上所言，汉字在构意时不销象，而是以自身的结构特点参与语意的构成，并且同时也被构成，但这种参与构意的象结构，还要被更充分地语境化、篇章化。《念奴娇·赤壁怀古》起头的 “大江”两字，只是一个牵引和造势，其书体与后边全词全篇的书体一气相通，而好的书法作品必是全篇风波相荡，左右映带，上下感激的。正是由于汉字本身这种语境化特性，才会有那充分体现此特性的草书境界。如窦冀形容怀素：“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然后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中晚唐五代书论》，1997：232)杜甫《八仙歌》形容张旭：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与西方那种经营于一个个字母的线条装饰的“书法”，完全是两个天地。以这些特点，汉字书法的确能够在才者手中成为居中风行的畅游，在物理形象与完全无象之间获得境象、气象，以真、行、草等变化无端的显现方式来“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易传·干·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