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人备马图和彩绘黑人立俑

上述五个单元多是从物质层面观察唐代的社会，接下来第六单元“学理共归真”则是从精神思想层面观察唐朝。众所周知，因为民族的多元化，造就了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最能反映这些思想文化多样性的要属宗教艺术了。在当时的唐朝境内，从皇室到平民，从本土居民到异域人士，他们对与不同文化的吸收和运用达到了一个较高程度。尤其以儒释道三家的发展最为精彩。在藏品中有一件为韩休墓出土的《高士图》壁画，从学界研究来看，唐代高士图是沿袭魏晋竹林七贤图而来（戴一菲：《唐诗中的隐逸传统与高士图的流变》，《学术研究》2016年第6期，第173页），所以反映的多是隐逸人物题材，这也反映出唐代中前期的隐士思想，而这很可能是那些于安史之乱时期逃入山林不愿仕伪官员的思想根源。在这些藏品中有一件近些年颇受史学界关注的《升仙太子碑（拓片）》。这件藏品不仅书法价值极高，而且其碑文以及石刻形制对于研究武周晚期的政局以及武则天晚年心境有着重要价值（唐雯：《<升仙太子碑>的生成史及其内涵重探》，《文汇报》2018年3月30日第W10版），可惜这次的展品中并未有原石。

既然提到宗教问题，在唐代不得不提的便是佛教，此次展览中有两件舍利装具，一件为法门寺出土的“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另一件为国家博物馆藏“大唐智藏禅师舍利装具”。其中“银宝函”只是佛指舍利八重宝函的第四重，所以只能看到这层宝函周边刻画的佛教人物形象，而其中盛放的物品并不能见到。国博藏“舍利装具”则为我们展示了函中的器物构成，包括石函、铜函、银瓶、金钵以及绿色琉璃瓶。但这次展示品中并未有石函，但我们从相关研究可以发现，石函上长67.5、上宽63厘米；下长7 6、下宽64厘米；高43.5厘米，形制相较于展示出来的铜函要大很多，在石函内的石板盖及盝顶盖的铭文中，记述了智藏禅师步入佛门及之后的人生经历，并且订正了《续高僧传》中智藏禅师去世时间的错误，与《续高僧传》中的内容既互为印证也相互补充，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关双喜：《珍贵的大唐智藏禅师舍利装具》，《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6期）。当然这部分的藏品还有很多，比如唯一现存的唐代帝王墓葬中的镇墓石“李旦镇墓石”，还有包含汉文与中古波斯婆罗钵文两种志文的《苏谅妻马氏墓志》等等。这些展品不仅带我们感受到了唐代社会浓厚的宗教氛围，同时也让我们体会到大唐包容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