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方闻5岁时书写照片。附记：“民国廿四年（1935），随双亲赴吉隆坡坤成女校访姨母，适逢该校十周年纪念，奉姨命对客挥毫，有五龄童之称。”（方闻夫妇藏）　　

1947年《美术年鉴》“方闻”条目

幼年即能作擘窠大字的方闻

当时普大的西洋艺术史研究方法主要师承德国艺术史大师沃弗林（Heinrich W?lfflin，1864—1945）的风格分析理论；重要的教授为潘诺夫斯基（Edwin Panofsky，1892—1968）。1951年，他依规定修完了系中所有艺术史的课程之后，便从大学部毕业，直接进入博士班研读；在学期间曾特别从Kurt Weitzmann（1904—1993）、Erwin Panofsky、Rensselaer W。 Lee（1898—1984）、和George Kubler（1912—1996）等教授学习西方艺术史，此外也从罗力教授（George Rowley，1892—1962）研读中国艺术史。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美国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与研究的情况日趋热络。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博物馆界和学术界逐渐对中国艺术史的收藏和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一些重要博物馆便陆续收集了许多中国艺术品。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波士顿美术馆、华盛顿特区的弗利尔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菲尔德博物馆、克利夫兰美术馆、堪萨斯城的纳尔逊美术馆、旧金山的亚洲美术馆、哈佛大学的佛格美术馆、费城的宾州大学美术馆和普大的大学美术馆等等。同时，在许多大学中也产生了一些比较著名的教授和具体的研究成果。

Rowley教授原来专研14世纪的意大利绘画，后来渐对中国山水画产生浓厚的兴趣，自己也收藏许多石刻拓本和画作（后来赠予普大美术馆）。方先生是那时Rowley教授所收学生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方先生在中国书画方面独特的能力，受到了Rowley教授的重视，不但常与他谈论中国书画的问题，而且在购买中国画时也常会询问他的意见。这些因素促使方先生重拾他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因此日后转而专注于中国书画的研究。方先生才能出众而且十分勤学，因此教授们对他印象极为深刻。据当年曾经教过方先生“美学”课程的Arthur Szathmary教授（1916—2013）告诉笔者，方先生当学生时十分用功，当周末其他同学都在玩乐时，他却利用时间勤练中国书法，偶尔也作简笔风格的树石画。方先生的这些特质获得了他同届同学艾礼德先生（John B。 Elliott，1928—1997）的信任，两人后来成为终生的好朋友。John B。 Elliott先生和他的母亲Mrs。 Edward Elliott女士（Ellen Elliott，1901—1990）都是富而好礼、修养很好的人，且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文物的收藏具有浓厚的兴趣。长期以来母子二人都以“无名氏”的身份支持普大的东亚研究和艺术史研究，同时也都是普大美术馆的赞助者和捐赠者。在方先生的协助下，他们收藏了许多珍贵的中国书画作品；其中不乏稀世之作，特别是Elliott先生所收的书法作品，不论在质与量上都可称是欧美地区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收藏。他们过世之后也将大部分的收藏捐给普大美术馆。他们对普大的东亚艺术与文化研究的贡献巨大，功不可没。以下我们回头来谈方先生的艺术史研究。

博士生的名著：《溪山无尽》与《罗汉和天桥》

1951年，方先生从普大大学部毕业后，直攻艺术史博士课程。他在修课、研究之外，也担任大学部的课程助理（precepter），此外又曾到克利夫兰和弗利尔美术馆研究，并开始出版重要的学术论著。当时他虽才20多岁，但已是中国艺术史学界的明日之星。1955年，25岁的方先生便与克利夫兰美术馆馆长李雪曼博士（Sherman E。 Lee，1918—2008）合写专书，介绍该馆所藏的名画Streams and Mountains Without End（《溪山无尽图》）。方先生以一个博士生的身份而得与著名的学者合著专书，这当然是因为他的专业知识受到肯定之故。方先生在《溪山无尽图》一书中，以风格分析的方法，从空间结构上看出画中群山向画面中景处退让，使画面近景空出一片水域的方式，应属南北宋之间山水画的表现特色，因而将它定为12世纪的作品。

1956年，方先生（26岁）虽然还是一个博士生，但由于在学界和教学方面的表现优异，因此深受普大艺术与考古系主任E。 Baldwin Smith教授（1888—1956）的重视，而被聘任为教师，讲授“西洋中古建筑史”，同时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这在人文学科而言，是极为稀有的事。方先生的博士论文所研究的是弗利尔美术馆所藏两幅原属日本京都大德寺的《五百罗汉图》。《五百罗汉图》原为南宋林庭珪与周季常在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所合作的一套百幅作品；每幅画中都表现出五个罗汉显现神通的故事。二战前后，这套作品因种种原因而流散，其中有许多件流传到美国，当时波士顿美术馆收藏了其中的十幅，而弗利尔美术馆则收藏了两幅。为了彻底了解全套《五百罗汉图》的原貌，方先生除了细研弗利尔和波士顿美术馆的藏品外，并在1956年到1957年间，得到校方资助，而与方太太二人同往日本京都大德寺，进一步研究并拍摄那些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