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闻的主导下，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内建起一座小巧精致、仿明代苏州网师园的江南园林

严师身教

在这些之外，对于一个学生而言，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方先生的教学工作。在负责许多性质不同的工作和计划的同时，方先生对于普大博士生的教学始终认真、热切而投入，数十年如是，令人敬佩而且印象深刻。他的教学方式包括校内的专题讨论和校外的观研作品。除了正值他每教学三年便可休假研究一年之外，他每一学期都开一门有关中国书画史的专题讨论课，时间都定在周一下午。上课地点有时在普大的美术馆中；但多半是在东亚艺术专题讨论室中，排比大量相关的图像，作细密的观察、分析和讨论。方先生的课每学期主题都不同，程度也从不分初级或高阶。由于修课的同学都是博士生，他认为他们应该都已具有相当的知识，所以课中绝不会耐心地“循循善诱”。每一个同学，不论程度如何，都必须达到他的要求。如果不懂，自己设法去补充或求助。因此，上课时，每一个同学都聚精会神，丝毫不敢松懈。方先生上课时间都从下午一点半开始，但从未在五点之前结束。至于何时下课，则难以预测，完全看他兴致的高低而定：有时会在七点以前；但碰到他的兴致高昂，到了傍晚，他还意犹未尽时，便会带大家一起去吃晚饭，然后再回来，继续上课，一直讨论到晚上十点，甚至十一点半左右。由于同学们都住在校区宿舍，因此没有赶车回家或安全上的问题；但一整天脑力激荡下来，每个人都精疲力竭，招架不住；只有方先生精力过人，仍是神采奕奕，毫无倦容。这种情形不论寒暑，而且风雪无阻。记得1979年的冬天，有一次美国东部大风雪，雪深及膝，步行困难，学校已经宣布那天停课了，但方先生仍然兴致勃勃地自己开一辆箱型车，到每一个学生的住处，接送大家去上课，课后又一一送大家回去。我还记得那学期的专题讨论课是关于倪瓒书画的研究。

方先生一定相信“玉不琢，不成器”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这些说法；所以他训练学生的方法是要他们自励自强，主动去发现问题，面对问题，“全力以赴”，“使命必达”。他的这种方法逼使学生面对严苛的挑战，在绝境中设法突破自我的限制，借以激发他们的潜能，促使他们独立去解决困难后，对自己产生更大的信心。我相信每一个从他学习过的学生，都有过这类难忘而令人感激的经验与领悟。

除了在课堂作专题讨论之外，在每一学期中，方先生都会安排一次校外教学：由他自己开车载大家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中去观研书画名迹。但那绝对不是一种轻松的郊游，反而是像野外研习营一般。由于看作品真迹的机会难得，因此事前大家都必须先对那些作品加以研究；而在面对那些作品时，也都必须小心翼翼、分寸不漏地仔细观察，以印证或修正自己原先的看法。看完作品后，方先生多半会开车带大家从博物馆所在的东81街，沿着哈德逊河旁的高速公路，一路南下，到中国城去吃晚饭；饭后再开车回普大。在来回大约3小时的车程中，方先生三头六臂式地，一刻也不得闲：一面随时注意路况，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一面不断地提出一些问题，令大家寻思答案。我们每一次到纽约都是：早上从普大出发，下午看完作品，而当吃过晚饭再回到普大时，通常都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然而，我们通常都还不得下课。在那整个过程中，方先生几乎无时不在与我们讨论问题。他的头脑有如计算机一般，记忆力超强，对于书画作品过目不忘，储存了大量相关信息，而且思路快捷，永不疲劳，不断提出问题，等待学生的回应。我们每个人莫不战战兢兢，丝毫不敢松懈地思索答案。记得有一个冬天，我们也是那样，在忙了整天后回到普大。当车子到了某一个同学住处的门口时，他原以为可以下车回家好好休息了；那知方先生忽然兴致大发，一再提问；因此，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下车。原班人马只好留在车内继续与他攻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直到深夜，他才一一送我们回去。每当回想起当年在普大的学生生活，觉得那真是一段十分紧张、刺激又充实的日子；而从以上的那些事例中，又可以看出：作为人师的方先生，是如何尽心尽力地在训练和培养学生。他在这方面所付出的心血和精力，实在远远地超过了任何一个受教者。

然而，在这一切之上，更让人钦佩的却是方先生的豁达大度；那是他人格特质的一部分。方先生是一个工作勤奋、讲求速度和效率的学者。他既充满理想性，又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最常说的几句话便是：“有好多的事要做”！“光说不做没有用”！以及“除非做成了，否则等于没有做”！因此，他几乎无时不在思考和工作，也要求他的团队跟进。他总是像一个充满动力的火车头，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和工作团队，不停地快速前进。也因此，他才能够在半世纪之间，集合了各界的人力与物力，在异国为亚洲艺术的研究、收藏与展示，作出那么多具体而令人钦佩的贡献。《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正是方先生最好的写照。

方先生擅于寻找资源，帮助别人，更热心协助同侪，奖掖后辈。他的心胸开阔，大方好客，因此各地学者来访不断，彼此交流频繁、合作无间。他对来访的研究者不论辈分亲疏，都一视同仁，大方地开放普大和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和图书资料供他们参观和研究。在延揽杰出学者和培育人才方面，他更不遗余力。他曾几度设法寻找基金，延请专业学者到普大作短期研究，比如姜一涵教授、汪世清先生（1916—2003）便曾分别于1978年和1985年到普大担任研究访问学者。又如他曾设法在1962年敦聘原在京都博物馆的岛田修二郎先生到普大长期任教。1985年他又延请屈志仁先生到大都会博物馆担任亚洲艺术部主任。长期以来，他一直多方设法为博士生找奖学金，让他们可以专心学习。此外，他一直都十分热心地与国际学界和博物馆界交流，并视需要协助他们。他曾接待了许多著名的访问学者到普大作短期研究或教学，其中包括：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古原宏伸和江上绥等教授。又，1988年，当台大艺术史研究所将成立之时，方先生也曾热心地帮忙来访的筹划者台大文学院院长朱炎教授（1936—2012）和历史系主任徐泓教授，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资助，购买一套密西根大学所制的“中国艺术史”教学幻灯片。又如1975年，当方先生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吴派画九十年特展”时，由于深感所展作品与研究说明的价值非凡，因此当场慨诺出资，协助馆方印行特展的研究图录。再如：多年来，他接受了许多博物馆的年轻研究员到普大和大都会博物馆访问研究。其中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林柏亭、王耀庭和何传馨等先生；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王连起先生；上海博物馆的朱旭初先生等等。在退休之后，方先生更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协助北京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先后成立了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研究中心。凡此种种，不但可见方先生的热心与大度，更可看出他无私的精神。而像他那样开阔的心胸与气魄，又岂是一般常人所能轻易拥有的？

方先生可说是这半世纪以来在美国的亚洲艺术史学界和博物馆界中，成就最高、贡献最大，最令人钦佩的开拓者与领航者。然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在他成功的背后，那一股伟大的支撑力：那便是方夫人唐志明女士（Constance Tang Fong）的了解与支持。他们都热爱艺术；两人在1950年代初期相识于波士顿美术馆的画廊中。婚后鹣鲽情深，有志一同。由于方师母长期的支持，使方先生无后顾之忧，而得以全力以赴地成就了上述令人赞叹的艺术文化功业。他们所具有那样开阔的心胸、豪迈的气魄、坚强的毅力与奉献的精神，实非一般常人可以企及，足为学界楷模！

（注：本文转自《文汇学人》。陈葆真，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