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博士论文《大德寺五百罗汉》期间，方闻夫妇在日本京都大德寺，1956年（方闻夫妇藏）

就在方先生留访京都的期间（1956—1957），他结识了当时在京都博物馆担任研究员的岛田修二郎先生（1907—1994）。方先生十分肯定岛田先生的学问，因此，后来他回到普大后，便向校方推荐。岛田先生因而在1962年受聘到普大艺术与考古系担任教授，直到1975年才退休，对培养东亚艺术史博士生的贡献良多。另外，方先生与方太太也利用这次旅行之便，到台湾台中的北沟，参观名画，其中范宽的《谿山行旅》和五代人的《丹枫呦鹿》等作品，特别让他们感动，也令他们深感中国艺术之精致程度与质量之高足可与西方艺术比美。这更加深了方先生日后专注于中国书画研究的决心与努力。

任教普大

1957年，方先生回到普大，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位中国艺术史博士，同时也正式开始他此后40多年的教学工作。那时他才27岁，充满朝气与远见，已经计划和东亚系的年轻汉学家牟复礼教授（Frederick W。 Mote，1922—2005）合作，推动“中国艺术博士学程”。由于方先生在研究中国艺术史方面优异的表现，引起了欧美学界的重视，就连当时最有名的喜龙仁教授（Osvald Sirén，1879—1966），也曾在那时去普大拜访他。1958年，方先生的博士论文获得弗利尔美术馆的重视而予以正式出版：The Lohans and A Bridge to Heaven（《罗汉与天桥》）。1959年，方先生与东亚系牟复礼教授共同在二年前开始策划的“中国艺术博士学程”正式成立。1962年，岛田教授受聘普大后，这个学程才扩大成为“中国与日本艺术博士学程”。

这个学程的目的是：结合中国和日本艺术史的作品研究和汉学及日本历史文献研究，来训练博士生。它在资源方面结合了两系杰出的核心教师和图书设备。从成立初期到1990年代为止，就中国艺术研究而言，在师资方面，先后有艺术与考古系的方先生、岛田修二郎、Robert Bagley，和东亚系的牟复礼、刘子健（1919—1993）、高友工（1929—2016）、杜希德（Dennis Twichett，1925—2006）、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蒲安迪（Andrew H。 Plaks）等著名教授。在图书方面，则包括艺术与考古系的马关图书馆和东亚系的葛士德东方图书馆的藏书。后者的中文藏书丰富，在美居于第三，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另外普大美术馆的东亚艺术收藏也提供了这学程的教学之用。这个学程每年最多只收3名博士生。每个学生都必须以中国（或日本）艺术史为主修，另外必择东亚系的中国（或日本）文学、或历史、或思想史为副修。50多年来，该学程培养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学者；他们毕业后又回到各地的学界和博物馆界服务，从事亚洲艺术研究，并培育新一代的学者。

1962年Rowley教授逝世；方先生于是成为普大东亚艺术史研究的领导者，全力在各方面推展东亚艺术的研究。1970—1973年，方先生担任该系的系主任，同时兼任大学美术馆馆长，并且从1971年开始，更荣任普大的Edwards S。 Sanford终身荣誉讲座教授。那年他才31岁。

研究艺术史的方法与特色

方先生由于受到沃弗林和潘诺夫斯基学派着重对艺术作品风格研究的影响，再加上自己对于中国传统“笔墨鉴定法”的重视，因此在研究中国书画史时，特别注意对作品的结构与笔墨的分析和图像意涵的解读。结构与笔墨分析是鉴定作品真伪和断代的有效方法。它的主要工作包括：观察、分析特定作品在构图、造形、笔墨、空间和整体关系及视觉效果等各方面的表现特色。鉴定作品的真伪与断代等同于研究历史时的史料辨伪；唯有先确定所用史料的真实性，才能进一步进行有效的历史研究。艺术史研究亦然。虽然从文献上看来，中国绘画的研究早已有它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史，但20世纪初年以来，由于信息与图像的取得逐渐便捷，因此它的研究方法也曾受到了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刺激与影响。西方艺术史研究已长达200多年以上，多数绘画作品的真伪问题都已厘清，学者可以在那基础上再向前推进，因此研究议题多元，层面深广；但相对的，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许多基础工作还作得不够，比如：在绘画和书法方面，有许多重要传世的作品，我们连它们的真假与断代问题都还未厘清，因此更别说谈到进一步的研究了。由于体悟到这个现状，因此方先生在从事中国书画史的研究时，便特别注重优先处理这些鉴定方面的基础工作。

此外，方先生认为研究艺术史，首先要了解：艺术表现本身便具有它自己的风格发展史。必需具有这样的概念，才能将所要研究的作品放在与它相关的风格发展脉络中，寻求它在时间轴线上的定位，也才能解决作品的真伪和断代问题。关于这方面，他曾三度为文加以阐明：如2003年的 “Why Chinese Painting is History”（《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又如2013年的“On Chinese Art as History： Seeing and Believing”（《论中国艺术即历史：眼见为真》）；再如2014年的“Art as History：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s One”（《艺术即历史：书画同体》）等。另外，在2004年时，方先生曾应普大谢伯轲教授（Jerome Silbergeld）的专访，以问答的对谈方式，谈论他个人对中国艺术史在本质上和研究方法上的特色，而写成了《我的学术思路：回答谢伯轲教授的九个问题（上）、（中）、（下）》。原文言简意赅，精炼深奥，值得读者细加反思；它可看作是方先生数十年来研究中国艺术史心得的缩版，学术性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