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月图（中国画） 潘天寿

四时花卉图卷（中国画·局部）徐渭（明）

对于写意花鸟画而言，传统题材的创新难度在于传统的题材与笔墨表达已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为那是世世代代的画家共同努力的结晶，而我们想要在笔墨表现力上有所突破，就需要对旧元素进行重组配置，形成新的组合。对于新题材的笔墨提炼更是具有挑战性，这也就涉及了落地生根的问题，也就是技法与艺术呈现的关系。中国画特有的宣纸、毛笔，使我们无法完全脱离技术来谈艺术，但要达到用笔如折钗股、如屋漏痕、如锥画沙等要求却非一日之功。在飞速运转变化的现代社会，短期内不能达成的笔墨与形态的完美结合，阻挡了很多人向写意靠拢的步伐。

近些年，我做了很多技法和媒材上的尝试，比如在中国传统的生绢材质上以没骨、写意并用的方法绘画，或者将花鸟中微观的元素放大，从另一个视角去观察，这样就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抽象的世界，发掘出新的变化和形态。在进行这些实验的同时回顾传统，使我更能欣赏写意画中笔墨的独特审美价值，于是在创作中对传统用笔也更加注重。

其实我们选择坚持以传统笔墨进行写意画的创作，保有笔墨的传承是一方面，但最重要的是继承“写意”的观念。如果我们把“写意”看作是一种思考的方式，而不是某种固定的表现手法，我们将获得更多的创作自由。

苏轼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也就是说，“常理”是隐藏在自然界千变万化的景观后面的“物理”，即物象的“理”，也就是绘画本身的艺术规律，它是对“意”的有效补充，以“理”为基石，“意”才能成为有源之水，韵味悠长而不空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意的表现是要有一定的规律与依据的，表面的豪放不求形似，但要体现内在的理法，才能摆脱欺世盗名之嫌。这是写意画发展不可或缺的标准，也是我们在发掘新的题材时，对物象笔墨提炼的理论依据。

继承写意精神与继承笔墨形式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不要打着继承精神的旗号去继承一种“模式”。写意精神的根本是一种自由的观念，是一种文人的品格。或许我的一些具体创作形式并没有那么“写意”，但我的整个创作思路、画面的指导思想是写意的。我们这样宏观地去理解写意精神，就会发现它的包容度其实很强。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在教学中面对学生也有类似的选择。我们教授绘画技法，但更重要的是传授艺术发展的规律和原理，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领会艺术形式的演变过程，也就能更好地习得技巧。就如同临摹作为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简单的“拿来”，规律是可以打破的，前人的经验是智慧，学生也要有自己的智慧，避免“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在学生的技法与艺术理解力提高到了一定的阶段后，他们自然就有能力、有机会去更好地表达自我，抒发个体的思想情怀。

无论是油画家、雕塑家还是国画家，想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都应该在生活当中去寻找而不是在哪家哪派的技法中、在他人的风格中找到自己。所以我提倡去写生，去观察和理解生活，或许某一天就会得到一些启发，再从这样的启发中去探索，努力把表现方式稳定住、保持住。这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变化，也是一种基于认知基础上的主观选择。几十年来，我在写意花鸟画的创作实践中来来回回地寻找出路，说是探索也行、试错也罢，我只想用自己的实践为花鸟画的发展提供一点借鉴。我从不认为一个人的探索就能改变美术史的进程，在中国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投入我人生中的几十年去努力创作，或许只能产生一点点微妙的变化，但我已经非常满足。

归根到底，我们对写意画的继承与创新不该徒有形式、流于表面。在传统的基础上，放下包袱，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变化，获得更多的创作自由，抒发作为现代人的情感，淬炼有时代气息的笔墨，涵养现代的题材内蕴，并有效地将个性化的思考融入其中，为中国画的时代发展给出自己的答案。

《光明日报》（2024年05月19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