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以政治、军事、学术成就名世，毛泽东尝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然而，这位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人物，在书法艺术上同样造诣深厚，只是其书名长期为政声所掩。清人符铸评价：“曾文正公平生用力至深，唐宋各家皆有尝习，其书瘦劲挺拔，欧、黄为多，而风格端整”。马宗霍《霎岳楼笔谈》亦称其“博习穷擅，未尝少懈”。

曾国藩的书法之路，是一条由泛入专、由继承古典到融会创新的漫长跋涉。他自称“余生平有三耻”，其中之一便是“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然细究其书学历程，正是这种“屡变”而非固守，使他最终形成了“刚健婀娜二者并济”的独特风貌。

一、家学启蒙：父亲曾麟书的引导

曾国藩的书学启蒙，始于庭训。其父曾麟书，字竹亭，乃塾师秀才，擅长书法。曾国藩在咸丰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谕纪泽》家书中回忆：“我先大夫竹亭公于学赵书，秀骨天成，我兄弟五人于字皆下苦功”。这段文字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其一，曾氏兄弟习字，乃秉承父命，且皆“下苦功”，可见家教之严；其二，父亲取法赵孟頫，书风“秀骨天成”，这为曾国藩早期的书法审美定下了基调。

曾麟书以塾师为业，对子弟的教育极为重视。曾国藩六岁入塾，自幼即在父亲指导下临池学书。赵孟頫书法圆润遒丽，承袭二王正统，在清代因康熙、乾隆二帝推崇而风靡天下。曾国藩“始攻赵书”，既是家学传承，亦与时代风气相合-9。这一早期经历，为他日后深厚的帖学功底奠定了基础。

然而，科举时代的书法学习，不得不受制于现实需求。清代殿试、朝考重书法，“白折”工整与否，往往关系仕途。曾国藩道光二十年《禀父母》信中直言：“男亦常习小楷，以为明年考差之具，进来改临智永《千字文》帖，不复临颜、柳二家帖，以不合时宜故也”可见早年学书，难免以科举需求为导向，频繁更换师法对象。他后来以此为例，告诫子孙不可见异思迁，正是痛定思痛之语。

二、早年摸索：颜柳筑基与因时应试

曾国藩早年学书，由赵孟頫入手，继而又广泛涉猎。他在日记中自述：“余昔学颜、柳帖，临摹动辄数百纸”。颜真卿、柳公权为唐代楷书大家，世称“颜筋柳骨”，是历代学书者的入门正途。曾国藩于此用功甚勤，动辄临摹数百纸，其勤勉可见一斑。

然而科举考试对书法有特定要求，“白折”小楷以光洁匀整为尚，颜体雄强宽博，柳体瘦硬刚健，皆与此标准不甚契合。故曾国藩虽学颜、柳，却不得不考虑“合时宜”的问题。他在信中言及“颜字不宜写白折，男拟改临褚、柳”，遂改学褚遂良、柳公权。两年后，又因同样原因改学智永《千字文》。

智永为王羲之七世孙，其《千字文》真草二体，法度谨严，承袭二王家法，深得初唐诸家精髓。曾国藩此期专攻智永，每日坚持临帖百字，持续相当长时间。这一阶段的学习，使他对晋唐帖学正脉有了更深理解。

频繁更换师法，固然有应时之不得已，却也埋下“屡变而无所成”的隐忧。曾国藩后来在《谕纪泽》书中自省：“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恒自恧焉”。这种反思，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困知勉行”精神——正视过往之失，方能寻求进境之阶。

三、中年转向：刚健婀娜的审美自觉

曾国藩学书的真正突破，发生在四十岁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间架皆无可观，余自愧而自恶之”。这种“自愧自恶”的反思，正是蜕变的起点。

四十岁后，曾国藩对书法的认识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体悟到“作字之道，刚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从而确立了刚柔相济的审美理想。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他开始系统选择师法对象：“奉欧阳率更、李北海、黄山谷三家为刚健之宗，又当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为成体之书”。

这一师法谱系的确立，标志着曾国藩书学思想的成熟。欧阳询、李邕、黄庭坚三家，皆以刚健雄强著称：欧书险劲严谨，李书豪迈雄浑，黄书长枪大戟，正合“刚健”之求；褚遂良、董其昌二家，则以婉转遒媚见长：褚书空灵飞动，董书秀逸含蓄，足当“婀娜”之任。刚健者取其骨力，婀娜者取其韵致，二者兼济，方成“体之书”。

除上述诸家外，曾国藩对虞世南亦极为推崇。他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取法路径：“由虞永兴以溯二王及晋六朝诸贤，世所称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欧、褚及魏、北齐诸贤，世所谓北派者也。宋四家，苏、黄近于南派，米、蔡近于北派”。这一段论述，明显受到阮元南北书派论的影响，但曾国藩的态度更为通达。他并未如包世臣等人那样尊碑抑帖，而是认为南北各有所长，主张因人因性而兼收并蓄。这种不立崖岸、兼取众长的态度，既是其理学涵养的体现，也是书学思想成熟的标志。

四、晚年定法：李邕的深入与刘墉的参酌

曾国藩晚年学书，于李邕用功最勤。他在家书中自述：“四十八岁以后，习李北海《岳麓山寺碑》，略有进境，然业历八年之久，临摹已过千纸”。《水窗春呎》记载：“文正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诚悬，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庵，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

李邕书法以“右军如龙，北海如象”著称，其行楷书笔力雄强，气势开张，深得王羲之神髓而又自出新意。曾国藩晚年浸淫北海，临摹逾千纸，其用功之深可以想见。刘墉为清代帖学大家，以用墨丰腴、笔势浑厚见长，其“偃笔”之法，对曾国藩亦有启发。参酌刘墉，使其晚年书风于刚健中愈增妩媚之致。

此一时期，曾国藩对执笔、用墨等技法问题也有深入思考。他在古人“拨灯法”基础上，悟得“修脚法”：“偶思写字之道，如修脚匠之修脚。古人所谓‘拨灯法’，较空灵，余所谓‘修脚法’，教平稳”。对于执笔高低，他结合自身经验提出明确主张：“大约握笔宜高，能握至管顶者为上，握至管顶之下寸者次之……若握近毫根，则虽写好字，亦不久必退”。在用墨方面，他主张“作字须讲究墨色”，认为“古来书家，无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种神光活色浮于纸上”。这些见解，皆从数十年实践中来，非空论可比。

五、师友之交：何绍基的影响与切磋

曾国藩学书过程中，友朋切磋之功不可忽视。其中对他影响最大者，当推大书家何绍基。

何绍基（1799-1873），湖南道州人，晚清碑派书法巨匠，精于小学，于北碑用力极深，熔铸古今，自成一家。曾国藩在京为官期间，与何绍基过从甚密，常相与探讨书艺。马宗霍《书林藻鉴》载，曾国藩“尝与何子贞（绍基）讲论字学”。

何绍基对曾国藩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取法方向的启发。何绍基推崇智永《千字文》，认为“笔笔从空中来，从空中往，虽屋漏痕，犹不足以喻之”。曾国藩早年临习智永，未必不受此影响。何绍基对北碑的深入研究，也使曾国藩对碑学有了更多了解，尽管二人取径不同——何氏走碑学之路，曾氏终守帖学营垒-7——但艺术视野的开阔，无疑促进了曾国藩对南北书派的通达态度。

其二，书法观念的砥砺。曾国藩论书，强调“刚健婀娜二者并济”，主张“有力者取险劲之势，不着力者得自然之味”，这种阴阳相济的观念，与何绍基“书道贵有气有血”的见解颇可相通。二人虽书风各异，然于书法之道的探求，实有同归之趣。

除何绍基外，曾国藩与当时书家多有交往。日记中记载“拜徐柳臣前辈，柳臣言作字如学射，当使活劲，不可使拙劲”，可见其虚心请益、转益多师之精神。

六、理论总结：乾坤二卦与书道本源

曾国藩书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将书法提升到哲学高度加以认识。他在《家书》中提出“乾坤大源”之说：

“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

这一论述，以《周易》乾坤二卦统摄书法之理。乾卦象阳、象刚、象神气，故“大气鼓荡”“潜心内转”属之；坤卦象阴、象柔、象形质，故“结构精巧”“修短合度”属之。书法之妙，正在于乾坤并建、阴阳相济——有神气而无结构则野，有形质而无神气则匠。

由此生发出对“着力”与“不着力”的精辟辨析：“有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有不着力而得自然之味。着力如昌黎之文，不着力如渊明之诗”。着力者求其刚健，不着力者求其婀娜；刚健者如韩愈文章之雄肆，婀娜者如陶潜诗歌之淡远。二者“缺一不可”，方臻上乘。

这种以哲学统摄书法的思维方式，使曾国藩的书论超越了一般技法讨论，具有了本体论的高度。也正因如此，他对后学的指导，既能详论用笔结体之精微，更能指示“困知勉行”的功夫路径。

七、功夫论：困知勉行与有恒精神

曾国藩论学书，最重“有恒”二字。他在家中反复告诫子弟：“至于写字……切不可间断一日”。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终身以之。梁启超赞其恒心：“曾文正在军中，每日必读书数页，填日记数条，习字一篇，围棋一局，终身以为常”。

然而，有恒并非一味苦干。曾国藩对学书过程中的困顿与突破，有着深刻的体察。同治五年正月十八日《谕纪鸿书》中，他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

“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这段文字，将学书过程中的“瓶颈期”描绘得淋漓尽致。手拙字丑、意兴低落，是每个学书者都会遇到的困境。曾国藩给出的药方是“熬”——不是消极忍受，而是积极坚持，“困时莫间断”。他称之为“困知勉行工夫”，语出《礼记·中庸》：“或困而知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困而知之者，虽天资非上等，却能以坚韧破局；勉强而行者，虽行来吃力，却能以恒心致远。曾国藩自道经验，现身说法，对后学启示良多。

与此同时，他也强调有恒须有趣味：“须有情韵趣味，养得生机盎然，乃可历久不衰。若拘苦困顿，则不能真有恒也”。枯燥的坚持难以持久，必须在学书中体味乐趣，方能“历久不衰”。这一见解，既通达又深刻。

结语：书如其人的艺术境界

纵观曾国藩一生学书历程，由家学启蒙而科举应制，由泛涉诸家而专精数家，由技法磨练而哲学观照，由困知勉行而有恒精进，步步踏实，层层递进，最终形成“挺健之中愈饶妩媚”的独特风貌。

清代书评家马宗霍论曾国藩书法云：“文正德业，三代后一人，传世无俟于书，顾平生于书，博习穷擅，未尝少懈，每欲合刚健婀娜以成体，然秉性宜重，笔迹随之，故终以刚健胜。至于气骨之厚，血肉之润，则衡岳之崔嵬，洞庭之烂漫，盖钟灵于山水者深矣”。这段评论，道出了书品与人品的关系——曾书之刚健，乃其秉性之流露；曾书之厚润，亦其涵养之显现。

曾国藩尝言：“作字而化游自得真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以礼乐说书，以书法证道，这是理学家的书学境界，也是一代名臣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他的一生学书经历，不仅为习书者提供了取径门径，更以“困知勉行”“有恒精进”的实践，诠释了中华文化中“艺以进道”的深刻传统。

在晚清碑学勃兴、帖学衰微之际，曾国藩坚守帖学正脉而又兼收碑学之长，以北派之魄力济南派之神韵，最终“由继承古典到创新时尚”，走出一条转益多师、帖碑共进的成功之路。这种不趋时好、不废绳墨而又自出新意的学书精神，于今日习书者，依然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