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为弘一法师所绘画像

在回忆中，他说：“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 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

当时丰子恺担任级长，经常为班级事向李叔同汇报。一次，丰子恺汇报完了，转身，李叔同喊他回来，对他说：“你的图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学生。你以后，可以……”

听到老师说出这样的话，丰子恺如同数九寒天突然置身于灿烂的阳光中，那份温暖与喜悦，令他有些晕眩。看着老师期待的眼神，他激动而郑重地说：“谢谢先生，我一定不辜负先生的期望！”那天晚上，李叔同敞开心扉，和这位得意门生聊到深夜。

在后来的回忆中，丰子恺说：“当晚李先生的几句话，确定了我的一生。这一晚，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几十年来一直未变。”

少不更事的年轻人，遇到一些突发事件，往往处理不好，遂因此受挫。丰子恺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也曾犯下大错。

当时学校有位姓杨的训育主任，作风粗暴、性情蛮横。丰子恺因琐事和他发生口角，一言不合，竟动起手来，虽然只是推推搡搡，并未真正开打，但一向盛气凌人的训育主任哪肯善罢甘休，立即要求学校召开会议处理此事。会上，训育主任痛斥丰子恺冒犯老师、忤逆不敬，主张开除丰子恺。这时候，李叔同站起来，说了一番话：

学生打先生，是学生不好；但做老师的也有责任，说明没教育好。不过，丰子恺同学平时尚能遵守学校纪律，没犯过大错。现在就因了这件事开除他的学籍，我看处理得太重了。丰子恺这个学生是个人才，将来大有前途。如果开除他的学籍，那不是葬送了他的前途吗？毁灭人才，也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啊！

李叔同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怒气冲冲的训育主任作声不得。接着，李叔同提出自己的主张：“我的意见是： 这次宽恕他一次，不开除他的学籍，记他一次大过，教育他知错改错，我带他一道去向杨老师道歉。这个解决办法，不知大家以为如何？”

李叔同的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丰子恺因此逃过一劫，保住了学籍。

李叔同宿舍的案头，常年放着一册《人谱》（明刘宗周著）。这书的封面上，李叔同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

丰子恺到老师房间里去，看见案头的这册书，心里觉得奇怪，想： 李先生专精西洋艺术，为什么看这些老古董，而且把它放在座右？后来有一次李叔同叫丰子恺等几位学生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指出一节给他们看：

唐初，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贵显，裴行俭见之，曰： 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

李叔同把“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讲解给丰子恺他们听，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简言之就是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李叔同还提醒几位弟子，这里的“贵显”和“享爵禄”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应该解释为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意思。

李叔同那晚的一席话给丰子恺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和钢琴技术，对道德和人品重视得还不够。听了老师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牢记先生的话，并努力实行之。此后，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

李叔同出家前夕把这册《人谱》连同别的书送给了丰子恺。丰子恺一直把它保藏在缘缘堂中，直到抗战时被炮火所毁。后来，丰子恺避难入川，在成都旧摊上看到一部《人谱》，想起老师从前的教诲，当即买下，以纪念老师曾经的苦口婆心。

李叔同曾留学日本，他深知，倘想学画，赴日深造非常重要。于是，他像劝刘质平那样劝丰子恺去日本研究绘画，他说：“最近日本画坛非常热闹。他们很注意兼收并取，从而创作出极有本民族特色的崭新风格。这种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你今后应该多读一些日本的艺术理论书籍，最好读原文。我从现在起教你说日文。”

1918年春天，李叔同留学期间的老师黑田清辉带着几位日本画家来西湖写生。李叔同教学繁忙不能陪同，就让丰子恺做导游，一来丰子恺可以向几位日本画家学习绘画，再者也可以锻炼日语。后来，丰子恺听从师命赴日游学，虽然他没有刻意去读一张文凭，但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丰子恺重写意不重写实的画风形成，也得益于游学期间对日本画家竹久梦二作品的揣摩与借鉴。

在李叔同的教导、帮助与勉励下，丰子恺才走上绘画这条路，并始终如一、精益求精，钻研了画艺一辈子。

李叔同出家后，虽很少或不再对弟子耳提面命了，但他的一些行为举止却依旧让丰子恺从中受教、获益。

一次丰子恺寄一卷宣纸给弘一法师请他写佛号。宣纸多了些，弘一就写信问丰子恺，多余的宣纸如何处置？又一次，丰子恺寄给弘一法师的信邮票多贴了一些，弘一就把多的几分寄还给丰子恺。后来丰子恺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 多余的就奉送老师。

丰子恺曾请老师去家中便饭，请他在藤椅上就坐，弘一法师总是先摇一摇藤椅，然后再坐。每次都如此。丰子恺不解，问老师何以如此。弘一法师答：“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李叔同还曾告诉丰子恺，每当黄梅季节，他就很少出行，因为这季节地上各种生物活动频繁，一不小心，路上行走的人就会踩到它们。

以上几件生活琐事貌似寻常，却让丰子恺心灵受到极大震动，他意识到在做人认真方面，自己和老师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他感慨，无论做人绘画，自己不能存丝毫的懈怠之心。

1948年11月，丰子恺结束了在台湾的画展和讲学，特意去泉州凭吊老师，到他的圆寂之处——开元寺温陵养老院。在老师的故居和他手植的杨柳面前，徘徊良久，不愿离去。最后绘画一幅，题词曰：“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

丰子恺对老师的追慕与怀念，浓缩在这两句题词中。寥寥数语，胜过千言。

内容节选自《不宠无惊过一生：李叔同与丰子恺》